2026年11月16日
张凤英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那时候我还有记日记的习惯。如今那些日记本又被我翻出来了,纸页发黄,边角起毛,字迹里还带着当年的劲儿。看着看着,我似乎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棉袄不一定合身,心气却挺足,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有权利也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了。
按现在的说法,十七岁还是未成年。可那时候的我们,偏偏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看看眼下孙子辈的孩子们,有的还没离开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再想想那时候的我和战友们,真像一群刚出窝就赶上风雪的麻雀,扑棱着翅膀,硬着头皮往前飞。
到达连队是在一个晚上。经过四天风雨兼程,大家都疲惫得不行,也非常想家。毕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许多战友哭了。有人想念家里的热炕头,有人想念爸爸妈妈的温存,甚至有人想念爸爸妈妈的责打。我感觉自己像是战友中的“大姐”,他们从小在父母呵护中长大,而我是在爸爸妈妈的棍棒下长大的,对困难和想家多少有点“免疫力”。
所以,当副指导员问“谁能代表新兵发言”的时候,我第一个大声喊:“我。”心里还想:“舍我其谁?”于是,我在走进兵团的第一篇日记里,写下了代表新兵发言的稿子。我首先向全体老兵以及连队首长致以战斗的敬礼——这里我还敬了一个军礼,至于标准不标准,当时没人好意思说。接着,我代表全体新兵表达了战天斗地的决心和勇气。那些句子是带着青春热血的、滚烫的,以至于我的心脏跳得很快,脸上也热辣辣的。最后,我向全体老兵提出挑战:看看谁能够为建设边疆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次发言之后,连长和指导员认定我是新兵中最激进的青年战士,全体老兵则认为我是新兵里的“秀才”。得到夸奖当然高兴,可我也无形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竞争对手——老兵战友中的“秀才”。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一个连队也难以容得下两个“秀才”。于是,我们暗暗较劲儿,比赛谁读书多,比赛谁心得体会写得字数多,比赛谁对经典著作理解得深。
我们经常在一起辩论。为了一个观点,为了一个章节的理解,为了对一个事物的认知不同,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那时候,我与她争论最多的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那时候,我们真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件大事。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这问题像一口井,年轻时趴在井口喊,回声很大;后来下地干活,才知道井水得从土里慢慢渗出来。
在我的日记里,记录了我们的每一次辩论和我自己的辩论词、论点、论据。至今我还在为一个十七岁青年的执念感到新奇。那本不厚的日记本,是我的中学老师李钟异送给我的。他曾是《解放军报》社的一位编辑,来到我们中学当老师,我青年时期的思想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后来我考上了厦门大学,进一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和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特别是学习了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会计学等知识以后,越来越感觉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可笑,也越来越感觉应该踏踏实实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年轻时把话说得满,把理想想得大,未必全对;可那股认真、那股不服输,是后来日子的底子。李老师送的本子,连队首长的鼓励,老兵的夸奖,也让我知道,一个人往前走,离不开别人的眼光和推拉。后来读了些书,才明白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把脚踩在地上,把实事一件一件做起来。
日记里的那个我,幼稚,也可爱。现在的我,还没丢掉那股劲儿。这些日记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留个证据:我们那一代人,确实在风里雨里走过,也确实认认真真想过、争过、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