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罘凿石何处去

2026年11月16日

张广育

据史料记载,北宋登州州衙里曾存有从之罘秦刻石上凿下来的残石,后一直存续到明代后期。此石的身后隐藏着许多秘密,值得仔细玩味。为方便叙述,笔者称它为“之罘凿石”。

北宋时期,金石收藏蔚然成风。而“之罘秦篆遗文”(欧阳修语)拓本极为难得。因为之罘岛(今芝罘岛)当时尚未形成陆连岛,与大陆之间仅有细细的沙堤相连,极少有人涉险登岛摹拓岛上的之罘刻石和东观刻石。宋仁宗年间,金石学奠基人欧阳修得拓本二十一字,他自己也不知道其真实来源。他的挚友梅尧臣在《送张圣民学士知登州》诗中嘱咐张圣民:“愿言试历览,闻见欲以广”,希望他在登州任上亲到之罘考察。无奈张圣民也是有心无力,未能成行。

又过了几十年,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之夫),在宣和(约1121-1124)三年莱州知州任上,完成了《金石录》初稿。在《金石录·秦之罘刻石跋》中,他首次提到当时登州州衙里有此凿石。莱州离登州很近,以至于后代都认为他曾亲赴登州考察。他说:“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作者注:史记把东观刻石和之罘刻石二者都记为二十九年),今皆摩灭。独二世诏二十余字仅存,后人凿石取置郡廨。”

这段话非常重要。赵明诚是一位非常严谨的金石专家,他并没说自己曾亲赴登州考察,但他应该有明确的证据,所以断定登州州衙(“郡廨”)里有之罘凿石,上有二世诏书二十余字。他不说准确字数,而说“二十余字”,这大概表明他并未亲见此石。

研究此凿石,需从它与当时有关拓本的关系说起。

为便于对比,先引述秦二世诏书全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尽刻诏书金石刻。制曰:可。”共76字。

此诏书分别刻于之罘山西顶的之罘刻石和东顶的东观刻石的阴面。而阳面所刻始皇颂辞,到北宋时已全部磨灭。

按赵明诚《金石录》所述,他手头握有三件之罘刻石拓本。

其一,欧阳修《集古录》所收“之罘秦篆遗文”:“於久远也,如后嗣□焉(作者注:此字可能是“为”字的误释)□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共21字。

其二,北宋末年汝州知州王寀的“汝帖”所收之罘刻石十余字(作者注:这也是唯一留存至今的之罘刻石遗文,见图):“久远也,如后嗣……成功盛德臣去疾(残字)德(残字)”(完整的字12个,残字2个,共14字)。

其三,赵明诚藏本:他并没给出具体文字,只说“比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如果其余部分同汝帖,则他的藏本共19字。

与二世诏书全文比较可知,以上三种拓本都是截取的二世诏书后半段。很明显,它们出于同源,其母本应该就是之罘凿石。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之罘凿石,那就只能是直接由原刻石上拓印,但是由原刻石上拓印,不可能三种拓本所选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明嘉靖十二年(1533)《山东通志》记载:“之罘山刻石,有二,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而刻十九字者,就是被凿石后剩余的部分,也就是秦二世诏书的前半段。凿石凿下后半段,留下了前半段。三种拓本文字都是后半段,可见它们都是出于此凿石。

三种拓本中,年代最早的应属欧阳修藏本,他的《集古录》虽然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但所收拓本多来自宋初或更早。赵明诚藏本则辗转来自宋祁赐书堂本,年代略晚于《集古录》。对比欧本和赵本,欧本明显更完整。欧本21字,其中“焉”字属于模糊不清而误释,清楚的字只有20个,赵明诚说凿石“二十余字仅存”,欧本与此高度契合——再次证明欧本出自此凿石,此凿石宋初即已存在。

宋代的拓印是将原刻石上的字转摹翻刻到枣木上,然后再用枣木板做母版,供人传拓。这种技术唐代就有(杜甫有诗:“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欧本年代早,枣木板完好,所以拓本较完整。而汝帖成书于大观三年(1109),拓本所用枣木板磨损严重,所以只剩下12个完好的字。这枣木母版好珍贵呀,竟然从北宋初用到北宋末,以至于磨掉了牙!

奇怪的是,北宋167年历史中,再无第二人提到此凿石,直到400多年以后,上面提到的嘉靖十二年《山东通志》卷二十二记载:“秦碑,在府治(明代登州府衙即宋代州衙)内,李斯篆,今残缺,止存二十字。”登州衙门里的之罘凿石依然在,只是变成了“秦碑”。

嘉靖版《山东通志》所记,语气十分肯定;该书在“之罘山石刻”项下所记:“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语气同样肯定。这表明以上事实已被官方确认。明晚期,之罘岛大体已形成陆连岛,到之罘考察并摹拓之罘刻石,一时成为风尚。这在宋代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秦碑”一语绝非对凿石的误判。它一定是有碑体在。那么碑体是明代才有的吗?不会,必定是宋初就有。

已故友人彭守业先生在《芝罘大疃村志》中对之罘刻石做过清楚的判断。他说的大意是:之罘刻石是用山上的大石头雕刻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碑,而且芝罘山的石质并不坚硬。

当初凿石凿下二世诏书后半段42字,占全部76字的近6成,也就是说要把原刻石阴面的一多半凿下来。可想而知所谓“凿石”很可能不是一块整石,而是多块碎片。碎片运回登州衙门必须拼接粘合,并组装成碑状;然后才能立于廊庑,以供观瞻并用于摹拓。按当时的技术,结合牢度不强,因此摹拓次数严格受限,这或许就是枣木母版极少的原因。

由上述推论可知,所谓“之罘凿石”自宋初即以“秦碑”形式存在于登州州衙内。此次凿石活动应是登州官方组织实施的。其初始动机可能是为保护秦刻石,使其免于泯灭,同时又可借此提升登州的文化层次。目的很崇高,而手段很粗暴,结果很悲催。

作者注:本文在考证基础上进行了部分推测,错谬难免,静候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