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

1971年，七岁的我上一年级。

元旦这天放学路过辉辉家时，见他妈在家包饺子。回到家，见我妈又装了半篓子地瓜准备洗了烀。我就问，今天阳历年，辉辉家包饺子，咱怎么不包？

“人家辉辉爹是城里的工人。咱庄稼人不过阳历年，咱等过大年再包。”妈妈洗着地瓜说，“你好好念书，等将来进了城，妈妈跟你沾个光，也过过阳历年！”我无言，拿上粪篓子就去捡猪粪草去了，这是我每天必干的活。

待回家时，妈妈已烀熟了地瓜，让我快去叫我爹来家吃饭。我一路小跑奔向孙二爷家。二爷爱拉二胡，我爹也爱拉，但我家没二胡，他就经常去二爷家听，瞅空也拉两下。因此只要我爹饭点不回家，肯定就在二爷家。

来到二爷家，只见孙二奶奶正在灶间做饭，雾气腾腾的。锅里煮的，竟然也是翻滚着的饺子，有白面皮、地瓜面皮两种。见我进来，我爹才突然意识到饭点到了，站起来瞅一眼锅里的水饺，赶紧说：“走了，家去吃饭！”

“别啊，饺子就熟了，尝尝再走。”孙二奶奶说。“我家也包了，回家吃。”我爹边说边有些尴尬地拉起我往外走，眼睛又看一眼锅里的水饺。

“爹，咱没包饺子！”出门后，我说。“嗯，咱不能攀人家，咱等过年包！”我爹用力握紧了我的手。刚进家，妈妈就责怪我爹回来晚。我爹说：“他家包的饺子，我寻思晚点走，等小四去叫我，能赶上。”“赶上了？”母亲问。“没，只差半袋烟工夫。”我爹似乎有些惋惜地说。

晚上我一觉醒来，听到父母在说话。妈妈说：“要不，往后这日子咱也多少松松手？”“不行！”我爹马上接话，“孩子一天天大了，现在家中有房子的说媳妇都费事，咱这没房子的还有什么指望！勒紧裤腰带也得给他们盖房子！”妈妈说：“嗯，不过也该买布给他们做过年衣裳了。”“能不做就不做，过年就那么三两天，衣裳不是补丁摞补丁就行。”我爹说，“大的不能穿的改改给小的穿也行。”母亲不再吱声，屋里死一般寂静，黑暗里，只有父母抽老旱烟的吧嗒声。

一年，五年，十年……我不记得父母是什么时候才不抽愁烟的，大约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吧。只可惜，日子好了，他们却像耗干了油的灯，没来得及享受就过早地离开了我。如今想来，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