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每次回老家，我总爱在周边的村庄逛一逛，今年也不例外。

金秋十月，我和爱人特意从烟台赶回老家，参加她表弟女儿的婚礼。婚礼过后，爱人要留下来陪伴年迈的母亲，我闲来无事，便常常穿梭于周边村庄。

每次走进村庄，最先撞进眼帘的，总是柿子。火红一片，高高挂在树梢，像谁把一盏盏小红灯笼点在了秋风里，也像把“柿柿如意”悄悄挂上了枝头。石榴也不甘寂寞，鼓着红红的腮，一副富态相，有的树还被修剪成“宝瓶”模样。枣树则低低地探向路边，紫红的小枣缀满枝头，风一过，轻轻颤动，像在跟人打招呼。

看着眼前这美丽的乡村景象，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村庄。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村里的房子都矮，屋顶铺着麦秸秆，风吹日晒久了，黑乎乎一片。墙壁大都是用黄泥墼垒的，老旧房屋的墙面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沟壑，像老人饱经沧桑的脸。街道坑坑洼洼，胡同弯弯曲曲，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村里哪有几棵枣树、几棵石榴树，我们小孩子都一清二楚。那些没人住的院子里，枣和石榴从没等到成熟，就被我们摘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村里有两棵大枣树最为有名。一棵在洪山家老宅，宅院空置，又挨着学校。枣花一开，我们这群皮孩子就开始惦记上了。花刚落，小枣还没花生米大，我们就爬上树摘。放进嘴里，硬邦邦的，一点甜味也没有，却还是摘得兴高采烈。

另一棵在老六家。老六家兄弟七人，个个身材魁伟，孔武有力，在周边几个村赫赫有名，但他们从不欺负别人。我八九岁时，跟伙伴去偷枣。见老六家大门紧闭，便顺着石头墙往上爬。刚骑上墙头，老六出来了，我们吓得跳下墙，等着挨骂。他却只说了一句：“你们两个从来没来过吧？”说完，自己爬上树，摘了一大把枣塞给我们。上次回乡，我在他家门口遇见他，他正在剥玉米，提起这事，他笑了笑，像是早已不记得了。

除了枣树，还有我三奶奶家的两棵石榴树，每到开花时节，它们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把半边院子都映红了。

三奶奶神志不太清楚，院墙也早塌了。石榴一开花，就有人趁她不在掐花玩；果子还没长到鸡蛋大，又被人摘个精光。那石榴又酸又涩。可那些没经历过连吃饱饭都成为奢侈年代的人，大概不懂这些恶作剧背后藏着的心酸。

后来三奶奶被姑姑接到沈阳，房子空了下来。我们把它修葺一新，搬进去住。那两棵从没好好结过果子的石榴树，竟一年年挂满咧开嘴的红石榴，又圆又大，酸里带甜，每年能结一百多个。

再后来，日子好起来，钱包也鼓了。红砖瓦房一栋栋盖起来，路宽了，胡同少了。我离开老家到烟台生活，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前几年回老家，见熟透的柿子落在地上，石榴咧着嘴淋在雨里，紫红的大枣晒在太阳下也无人摘。我奇怪地问姐姐：“街上这么多柿子、石榴，怎么没人摘？”姐姐说：“都吃够了，不稀罕了。”

可我每次看见满树瓜果，闻到阵阵飘香，心里总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说甜，又有一点酸；说酸，又终究带着甜。这就像三奶奶家那两棵石榴树，从前结的是酸涩，如今结的是酸甜。

我依旧爱到周边村庄去转一转，看一看。看看柿子红没红，摸摸枣树粗了多少，在某个巷口站一站。仿佛这样，就能和从前的日子打个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