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有了乡土启蒙、家风浸润以及良师益友的切磋砥砺，青年郝懿行在胶东学界声名渐起，其学术人格从成型到最终定型，核心标志可归于“晒书”二字。这一精神标识，以笃实内修深耕经史，以求真本心对抗外在功利。无论栖身故里，还是赴京宦游，郝懿行皆以“晒书堂”名斋署集。他将个人治学理想与家族耕读文脉相融，完成了由胶东才俊向朴学实践者的精神转变。

一、栖霞故里，青年郝懿行的求学进阶

日积月累的勤学苦读，如春园之草，日有所长。郝懿行的经学素养、考据能力与治学格局，在潜移默化中稳步精进。乾隆四十年（1775），十九岁的郝懿行通过县试，补邑庠弟子员，正式踏入正统的科举治学之门。此次应试，其文章立意平实、考据扎实、字迹端谨，虽未拔得头筹，却已显露出扎实的经学功底与审慎的治学特质。其文风平实笃谨、不尚虚浮，初具朴学本色。入邑庠后，他恪守郝氏耕读务实的家风，课业稳居前列，课余潜心博览家藏经史典籍。

郝家世代藏书虽不及江南大家宏富，却多为经史实用之书。郝懿行常通宵展卷，伏案研读至拂晓。他不仅在经书上批注心得，更在《说文》《尔雅》等小学基础典籍上下苦功，这种持之以恒、深耕小学的治学定力，使其在弱冠之年便打下了坚实的朴学根基。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十二岁的郝懿行因学业卓异、品行端方，被优选为廪生，自此按月领取廪饩补贴，得以摆脱生计桎梏，专心致志地研治经史。同年，时任山东学政赵佑“督齐鲁，务崇经义，黜浮薄时文”（赵佑《清献堂集》自序），其按试栖霞，将郝懿行与牟庭、牟愿相、刘曰义并举，誉为“栖霞四杰”。郝懿行得此伯乐，声名由乡邑传遍齐鲁，正式跻身山东青年学坛的前沿。

“栖霞四杰”这一学术群体，各具锋芒，互补共生，构建起乾嘉时期胶东地域最为完整且富有活力的青年学术梯队，集中体现了朴学“专精与博通并重”的治学气象。四人之中，郝懿行精于训诂，主经史实证；牟庭长于经数，贯通历算；牟愿相擅诗文，深于诗学；刘曰义通天文，熟于算术。他们朝夕论道，往复辩难，形成了一个覆盖经学、文学、数理的综合治学体系，成为朴学风气在山东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

牟愿相（1760—1811），字亶甫，号铁李，栖霞牟氏望族子弟、牟庭堂兄，乾嘉时期知名古文家、诗论家。他一生淡泊功名、不谐流俗，著有《小澥草堂诗文集》《小澥草堂杂论诗》等；其诗论推崇自然真朴，不取雕琢伪饰，品评精妙独到，在清代诗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虽以诗文名家，却常与郝懿行、牟庭共析经义，以文学审美与文本语感参证经训，为枯燥的训诂考据提供灵动的解读视角。

刘曰义（1760—1812），字乔林，号笠夫，乾隆四十八年（1783）举人。他博览群书、尤精历算，著有《勾股图》《面体算术》《九章算式》《推日月食分》等算学著作二十余卷，乃乾嘉年间胶东罕见的数理、天文专门学者。归乡之后，他青鞋布袜、潜心著述，常与牟庭切磋算理、互证推演，其精密务实的数理思维，弥补了传统经学偏重文献、疏于实测的短板，极大丰富了胶东实学的治学维度。

在良师益友的辅助砥砺下，郝懿行的学术视野持续拓宽、思辨能力日臻成熟。其栖霞故里的晒书堂，逐渐成为胶东文人雅士的核心研学雅集之地。莱阳金石学家初尚龄、福山名士王鲁珍等本地学者常聚于此，彼此切磋经史奥义、辨正名物形制、互勘典籍异同。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赵佑主持全省优贡选拔决科大课。这是一场关乎学子前途的关键考试，全省精英汇聚，郝懿行一举夺魁，被誉为“齐鲁冠”，以优贡生身份保送入国子监深造。

在学术创作层面，嘉庆五年（1800）以前，郝懿行已完成一系列扎实厚重的早期成果。乾隆五十五年（1790），郝懿行撰农学博物札记《宝训》八卷，立足胶东乡土风物、参验民间农俗经验，以实地目验印证古籍所载物性农理，是其早年乡土博物、实物证学朴学方法的首次系统性著述实践；乾隆晚年，他始撰《易说》，立足本经、溯源古义，甄别历代注家穿凿附会之说，彰显其弃虚崇实、回归原典的治经取向；乾嘉之交，《荀子补注》初具初稿，订正旧注讹误、补疏前人未发之义，后经多年反复勘订、层层增益，考据缜密、新见迭出，为时贤所重，集中体现其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训诂考据立场。

二、晒书典故，成为郝氏的精神源流

“晒书堂”这三个字，并非文人一时的风雅噱头，而是郝懿行溯源先祖、接续家风的具象载体。无论栖身栖霞故里，还是旅居京师宦游治学，他始终以“晒书堂”命名书斋，冠名文集，以此锚定治学理想，接续家族的精神谱系。

据《中国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记载，郝懿行故居在山东栖霞县城东南隅，俗称南郝宅，由太房、客房、晒书堂、双莲书屋等前后五排建筑，组成四进院落，又以内过道和外长巷贯通前后，构成五合一宅，计四十余间，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据传晒书堂是郝懿行的学生集资所建，清光绪间重修。双莲书屋是教书房，院中曾开过并蒂莲，故此得名。今多改建为民房，仅太房尚存，正房五间，原为清式举架，硬山顶，是郝懿行当年的住所。

相较于建筑实体，“晒书堂”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于其承载的先贤典故与精神源流。“晒书”文脉上承魏晋郝隆，是专属于郝氏家族的精神印记，区别于普通文人泛化的晒书雅事，具有鲜明的家族溯源意识与身份自觉。魏晋风气放达自由，士人多尚清谈、重风骨、轻俗利。每逢七月七日民间晒衣晒书，世家大族多借此晾晒锦衣珍籍、夸耀门第富庶，世俗争相追逐浮华。唯独郝氏先祖郝隆超然脱俗、不随流俗。

郝隆，字佐治，汲郡人，官至征西参军，博学旷达。每逢七夕晒物之俗，世人竞相陈列衣物典籍，以此夸耀门第富足；郝隆独不陈设书册器物，坦腹仰卧于庭中日下。旁人不解相询，他从容答曰：“我晒书。”此典化用东汉边韶“腹便便，五经笥”之喻，跳出世俗重器物收藏的价值取向，彰显“满腹诗书胜金玉满堂”的士人气骨，以内在学识修养超越外在浮华。

该典故载于《世说新语》《太平寰宇记》，千载流传，成为历代士人戒浮华、重实学、安贫守道的精神范式。此种超然风骨，亦为郝氏一族世代传守，最终由郝懿行承袭并赋予全新学术内涵。民俗层面的晒书本为护籍驱蠹、温习旧典的日常行为，经郝隆的精神诠释，再经郝懿行提炼升华，“晒书”完成内涵重塑：世俗之晒，着眼典籍器物等外在陈设；郝氏之晒，指向胸中义理、内在学识、治学本心与人格操守。

三、书斋名号，

藏着朴学的内在皈依

郝懿行遥契先祖，将晒书佳话转化为终身的治学信仰。他深知，典籍的收藏只是外在的积累，而义理的通透、学识的内化才是立身之本。外在的书籍终有散佚之日，而内在的实证精神与求真品格却能薪火相传。

郝懿行在《新制书衣叙》中痛陈世俗藏书之弊：“至于经史诸书，务囚锁深室中类怪物，不则散置破簏，饱蠹鱼腹，意若恐子弟一见遂荒其务时文之业者。”此种批判，字字如刀，直指时弊，亦是其实学思想觉醒的关键节点。

在他眼中，书之可贵，原不在缥囊缃帙的器物之盛，而在所载之道能否入心化行；若徒藏而不读，与书蠹何异？晒书堂里的“晒”，晒的从来不是册页，而是胸中义理与治学本心。

以“晒书堂”定名书斋，是郝懿行对终身治学道路的庄严承诺，是其学术人格定型的核心标志。他以此与世俗划清界限——在那个藏书成风、以珍本炫富的年代，郝懿行鲜明地树起“不图收藏，但求读进”的旗帜。在他心中，书籍的价值不在于装点门面，而在于一字一句的溯源与义理的融会贯通。所谓“晒书”，本质上是一场终身不息的学术淬炼。

这一精神信仰，是郝懿行对抗时代困境的定海神针。青年时期，郝氏家道中落，生计维艰。身处科举洪流，他不得不研习那些空洞的时文，内心常感“心为形役”的困顿。然而，每当他走进晒书堂，先祖的风骨便如灯塔般照亮他的内心。在功名利禄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坚守经史为本的正道，以笃实对抗浮华，以求真消解虚妄。

“晒书”不仅在于护持典籍，更在于读懂书中的道理。郝懿行对书籍的爱重，远胜器物。他在《晒书堂笔录·亡书失砚》中有一段动人的自白：

昔年余有《颜氏家训》，系坊间俗本，不足爱惜，乃其上方空白纸头，余每检阅随加笺注，积百数十条，后为谁何携去，至今思之不忘也。……司空图诗，“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岂不信然。

一本坊刻俗本，因批注累积而令其“思之不忘”，足见其重义理、轻形制，重读用、轻庋藏的治学立场。相较于世人藏书炫富，郝懿行看重典籍之中亲手批注、内化义理的过程，这份惜书重思的态度，正是其“读书求心得、治学贵实证”朴学理念的生动写照。经年持守之下，源自先祖典故的“晒书”精神彻底内化为其学术人格内核，淡泊务实、求真求是成为终身治学准则，承载着接续地域经学文脉的自觉担当。

如今的栖霞南郝宅，旧迹渐湮，然而郝隆坦腹晒书所寄寓的求真守朴之志，经郝懿行终身践履，成为乾嘉胶东朴学传承中极具标识性的精神范式，也为地域文化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学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