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前些日子，我一个人在家，煮了半锅黄豆。待雾气散开，锅里黄澄澄的豆子一粒粒都爆开了花，泛着油亮亮的光。我赶紧舀一碗，也顾不得烫，一勺接一勺往嘴里送——绵软，沙糯，满口都是豆子最本分的香，好吃到怎么也停不下嘴。

我爱人不太喜欢吃这类囫囵粮食，因此她在家里也从来不这样做。我则不同，从记事起，对这类囫囵粮食就有着特殊喜好。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生活很艰难，虽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人们依然吃不饱、穿不暖。

那时候，各个生产队里都养着马、骡子、毛驴和牛。在没有农业机械化的年代，它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因此，每到农忙季节，生产队都要给这些牲口增加营养，好让它们多干活。炒料豆（黄豆）就成了生产队饲养员们必备的功课。炒好的料豆还要磨成粉，撒在牲口的饲料上，增加牲口的食欲，就像我们过节要加几个菜一样。

只要有一个生产队里炒料豆，那豆香气能飘满半个村。我们这些孩童被香气吸引着，发了疯似的往生产队的场院里跑。场院里，一个人往锅底添柴火，一个人用木铲在锅里翻着黄豆，锅里的黄豆被热锅烫得噼里啪啦作响。我们围在旁边，贪婪地看着锅里的料豆，恨不能从里边抓几把出来。碰到好说话的大妈，会抓些炒好的黄豆分给我们，说：“拿着赶紧走吧，别让人看见。”我们便乖乖听话，一溜烟跑了，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美美地吃了起来。若是碰上个难说话的人，会对我们说：“去，一边去，别在这里碍事。”我们无奈一哄而散，跑到远处大骂“小气鬼”顺口溜。

有时奶奶烧黄豆秸做饭，总会从黄豆秸里捡到几粒黄豆，她顺手就把它们丢到锅里。等到盛玉米稀饭的时候，奶奶就用勺子在稀饭上面快速转动，紧接着再贴着锅底舀上来，煮熟的黄豆便舀到了勺子里。奶奶就把有黄豆的这碗稀饭给我。姐姐比我大一岁，总是愤愤不平，可是她的怨气始终没有改变奶奶这种做法。

直到现在，姐姐每每和孩子们谈到奶奶，总是说：“你老奶奶过年的时候，给你爸爸一块钱，给我五毛；盛稀饭的时候，总是把黄豆舀给你爸爸……”

待到我上初中时，家里生活水平已大为改善。我们从原先低矮的两间半小南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电灯取代了传统的煤油灯，妈妈也把烟台二姨家的芬表姐接到家里居住。

那年冬天，我在煤棚角落里翻出一只废弃的勺子头，柄都没了，只剩个豁了边的圆铁片。把它往蜂窝煤炉子上一架，正好稳稳当当的。抓一把黄豆倒进去，拿筷子来回拨拉，豆子在铁片上蹦蹦跳跳，我们三个就围在旁边，搓着手等。炒好了，一人一小把，烫得在两手倒来倒去，吹着气往嘴里送。芬姐总是舍不得一下吃完，而是一颗一颗地嚼，姐姐笑她：“跟数豆子似的。”她不恼，只抿着嘴笑。

有一次，我们三个正用那只破勺子头炒黄豆，妈妈从外边进来，看到后说：“我还纳闷，谁又把我丢了的破勺子头捡了回来，原来是你们。”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妈妈也离开我们十几年了，可那只破勺子头和炒黄豆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但那炒黄豆的香味，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