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元丰八年（1085）开年后，苏轼的境遇，渐渐透进天光。自二月至九月，他寓居南都，途经扬州，落脚常州，奔赴登州，以卓绝才思，将佛经、书法、金石刊刻熔为一体，倾力书刻《楞伽经》。

宋苏刻本《楞伽经》既牵着与恩公张方平远超“忘年交”的生死情分，又“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写刻本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一、南都授经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北宋参知政事，谥文定。苏轼与他的关系，亲如骨肉。

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出蜀，先到成都。张方平慧眼识英“大小苏”，直接写信推荐给欧阳修，还资助盘缠，让苏家父子顺顺当当进京。

第二年，苏轼、苏辙同榜中进士，后人称“千年第一榜”。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序》记载：“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初出茅庐，得前辈这样礼遇，苏轼铭记在心。

元丰二年（1079），苏轼“乌台诗案”遭陷，满朝没几人替他说话。张方平已退休多年，住在南都，竟写了几千字的奏章，说苏轼“性资忠直，才识过人”，又引祁奚自比：“窃慕祁奚虽老，犹不忘公室”，情愿僭越上言，自干斧钺。”家人怕他惹祸，哭着拦也拦不住。南都官署不敢接这奏章，他儿子张恕带着奏章去了登闻鼓院，但奏章终究没能递上。

元丰八年二月，苏轼路过南都，登门拜见张方平。他在《书楞伽经后》里写道：“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恩公看淡生死，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老于忧患，百念灰冷”。两人座谈，回顾往事，倍感前景黯淡。

正说着，张方平从屋里取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还有三十万钱。张方平自知来日无多，开口说出夙愿，想刻印这部经，在江淮间流通。

明人释惠凯在《金山志》引苏轼跋中佚文：“此经在他人犹为稀世之瑞，况于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有人认为，这话意味着苏轼一度想婉拒写经之托，许是顾虑时局，或因去处未定。不知张方平当时说了什么，最后苏轼还是接经、收钱，说请恩公放心。

这部经的分量，苏轼懂。时人相传，庆历年间，张方平守滁州，闲时进琅琊山僧舍，抬头看见梁间悬着一枚经函。拂开尘土，里面是一部《楞伽经》，只有半部。他提笔续写，写出来竟与原笔迹相合。此说极具传奇色彩。

二、金山写经

这部《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是禅宗初祖达摩用来印心传法的宝典，亦为唯识学重要典籍。当时存刘宋、北魏、唐代三种汉译本，而刘宋四卷本最接近原始义理，流传也最广。

苏轼遵恩公张方平嘱托，手执经卷、金钱，义无反顾地一路向南。那时他的身份微妙，朝廷同意他居住常州，还有个知登州的新差在等着他。五月初六诏命已下，他直到六月才辗转接命。

七月，苏轼乘舟抵润州。佛印当时在金山，东坡先以书止之“不必出山”，佛印却渡水而来。佛印，饶州浮梁人，云门宗高僧，诗人。当年苏轼谪居黄州，佛印住庐山归宗寺，隔一条江，两人书信往来，谈禅论诗，成了挚友。

如今佛印转任金山，旧友重逢，还是以玩笑开场，然后苏轼将张方平授经的事说出来。佛印听完，只说一句：“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印经送人，印完送完就完了；若苏轼书，再请名匠刻板上石，印施广播，能千百年流传。苏轼当下心动了，或在金山寺借一间静室，研墨铺纸，开始抄经的长时日课。

苏轼在黄州时得过眼疾，元丰八年三月，张方平门下一位眼医王彦若用金针为他拔翳，左眼才重见光明。他为此写过一首《赠眼医王彦若》：“金箆刮眼膜，价重百车渠。”眼疾初愈就接下这抄经营生，分明有点儿逞强。

苏轼自然很看重这份使命，他在《书楞伽经后》跋里说：“先佛所说，微妙第一，真实了义，故谓之佛语心品。”“细视笔墨，手迹宛然，悲喜太息。”看着恩公当年笔迹，又悲又喜，发出一声长叹。悲的是恩公年事已高，喜的是字还在眼前。

金山在江心，涨潮时水声撼窗，他就在那间屋里笔耕不辍，可见写得郑重。五万多字，按一天千字算，要抄一个多月。后世山志留了一条评语：“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楞伽经》，无一懈笔，每字必带笔一二圈，为东坡一生杰作。”所谓“带笔一二圈”，是学颜真卿的笔意，又揉进了自己的圆润。

写完经卷，他提笔在卷尾自署：“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时间是元丰八年九月。这时候，他人还没到登州，职衔倒先用上了。

苏轼跋里记了刻版的事：“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版，遂以为金山常住。”元即了元，是佛印法名。佛印派弟子晓机去杭州找好刻工，版刻成后退回金山寺保管。一本书，经由苏轼写，版在钱塘刻，于是有了“一本经、两座城”的因缘。

书刻版成之后，佛印寄给蒋之奇一部印本。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嘉祐二年与苏轼同科进士，两人是同年。元丰年间，他任江淮荆浙发运副使，治所在真州，与金山隔江相望。苏轼在真州时，两人时常往来，品茶、念旧，交情不浅。

收到佛印所寄印本，蒋之奇欣然作序。他先写：“之奇尝苦《楞伽经》难读，又难得善本。”接着讲张方平“前生书”的传奇，“恍然觉其前生之所书，笔画宛然”。

半年余，一部经把南都、金山、真州连成一线，张方平、佛印、苏轼、蒋之奇，一人一环，这件大事就做成了。

三、续刻传世

苏写本《楞伽经》，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初刻于镇江金山寺，元祐三年（1088）又重刻于福州等觉禅院。如今国内已见不到初刻原版踪迹，后人要读这部经，只能看翻刻本。

福州鼓山涌泉寺，为翻刻地之一。山志说该寺藏版极富，“为海内外所无者”，《楞伽经》版片据说是从苏轼写本的初拓翻刻，乃至“与金山本莫辨”。到了清康熙五年，住持道霈重刻此经，翻出来的字却被学者认为“尽失苏字之真”。

可靠的传承，在福州东禅寺。《楞伽经》末刊记：“此经流布到福州，即元祐三年二月也。等觉禅院乃命工摹勒镂版，安之本院法宝毗卢大藏，愿此殊勋，与物同济。”福州重刻的底本，应当最接近金山原版，可视为苏轼写经风貌的标尺。

可惜福州本散佚，日本倒存了两部完整的。1929年，日本佛教学者小野玄妙在京都东寺校勘藏经时，从《崇宁万寿大藏》中，检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正是宋苏写刻本。其行款字体与他经相异。卷末刊记，系元祐三年二月，福州东禅等觉院摹勒入藏。小野参照蒋之奇序、苏轼跋及笔意，定为东坡手书上板，览毕叹为“不能不说是一件破纪录的出类拔萃的剧迹”。

日本东福寺本卷首蒋之奇序末，有小字记曰：“广东运使曾寺正舍。”学者推测，此人即曾噩，福州人，官至广东转运使，很可能是他把经书从福州带到广州，再由海路传入日本。日本东福寺开山鼻祖圆尔辩圆，南宋端平二年入宋，归国时带回经卷一千余卷，《楞伽经》或是其中之一。

日本学者吉井和夫1985年发表《苏东坡书写<楞伽经>考》，中国学者祁小春、陈锴生也合撰《日藏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考述》论文，结论是：日本所藏均为元祐三年福州等觉院重刻，并非元丰金山原版。苏轼手书真迹已不存在，最接近原貌的就是这两部宋刊。祁、陈被允复制卷首、卷中和卷末共六帧图片，成为中日两国正式公开资料，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数量最多的、最清晰的图片。

祁、陈评价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现存古籍中极罕见，古籍版刻史上学术与艺术价值非常高。

四、登州遗产

金山写经，钱塘刻版，人还没到登州，怎算“东坡知登州”之作？

且看落款：“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新近被任命为登州知州，总管登州军政，兼管劝农，还有骑都尉勋衔，获准借穿五品绯色官服。

苏轼这些官场头衔，一层层裹身。不像他习惯落款，只一个“东坡”，这回照录吏部告命，一字不省。

是记时？九月，存念于新旧仕履之交割期间。

是表示郑重？全衔抄录，笔笔不苟。刚从黄州泥淖里拔出脚来，把官衔写在佛经末尾，更像一种命运转折、仕宦伏起之标记。悲欣交集，尽在其中。

五月诏下，十月到任登州，写经刻版时间跨度，占据其行程。后来他在登州五日任职，共待了二十几天，留下“一诗二状”等功业，就策马进京履新职。

于苏轼而言，书刻《楞伽经》不是摆设。经言唯识无境，山河自心所现。他把官职签名留在佛经里，把善事功业做在江淮、登州，亦在路上。遵张方平嘱托倾尽心力，是他实实在在的报恩之举；恩公一辈子的心愿，在学生手上实现。如此笃诚，堪称古代士人尊师重道的典范。

古往今来，凡利他者，必会善己。回过头看，十月二十日接到进京诏，他是否会立城楼、望古寺，心头伏起因果之想？刻经是因，施舍也是因，他本就有施舍佛物的习惯。治平间，父丧除服，舍吴道子四菩萨版于成都大慈寺，惟简筑阁贮之。熙宁中，任通判杭州，以吴道子释迦像及禅月罗汉寄施金山怀琏，恐其不受，托辩才往请。

相传苏轼接受张方平授经之时，也顺手接过他的禅月罗汉十六轴，施给了徐州开元寺僧法明，时间恰好是五月初六任职前夕。这笔功德来得无形，却是恩公的用心厚赠。

当年六月，法明在徐州，又把苏轼黄州时的一通手简，刻了石：“开元大殿，非吾师学行，神人响应，安能便成。”末志：“元丰八年六月望，住持徐州开元寺东院传教赐紫沙门法明题。”此刻石在苏轼知登州期间完成，冥冥之中像一份加持。

如今的蓬莱阁上，碑刻挂墙卧地，恐无《楞伽经》的只字片语。好在宋刊元祐本还在，若能取其摹本，哪怕一片，放在阁内空间，让东坡的字回到他“报到”的地方，这片海也就算等到了故人。

波涛依旧，墨痕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