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筱飞

一个被念错了名字的人

1970年代中期，一次会议上，主席台后排的工作人员低头看红纸，纸上用毛笔自上而下写着三个字。他喊了一声：“请蛋不良同志到主席台就座。”没人应声。又喊：“请黄县的蛋不良同志到主席台来。”——他本名单丕艮。“单”被读成了“蛋”，“丕”的横写得太短连成了“不”，“艮”被读成了“良”。

单丕艮就是山曼先生。他后来把这个错误当作一枚勋章收下了。

这件小事在多份回忆文章里被反复讲述，几乎成了山曼其人的入口。一个把全部生命交付给手艺的人，恰恰是最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人。他一生留下的著述数十部、专栏文章数百篇、藏品数百件，而“单丕艮”这三个字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形态，却是“蛋不良”。

山曼（1935-2007），本名单丕艮，山东龙口城后邹家村人，民俗学家、散文家、收藏家，烟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一任主席。他留下的不是一套理论，而是一种工作方式——背着行囊走进黄河下游两岸所有县区市，采访数千人，走过上万里，把那些正在消逝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记下来、收起来、说出来。他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方法，不是结论。

从政坛到书桌：

一次主动的价值选择

理解山曼，必须先理解他那次转身。

1960年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青岛一所高校教书。1963年，为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他主动调回故乡黄县任中学教师——从此与胶东的土地再未断绝联系。他从中学调入县委宣传组，后任黄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新闻工作。

1960年代，他的一批报道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把黄县下丁家推成了全国闻名的学习典型。新华社记者采访下丁家，写出《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铁柱子——王永幸》见报，全国学大寨、又学下丁家，各地来参观考察的人群络绎不绝。山曼的仕途由此“铺上了金光大道”。

但他多次推掉了当官的机会。黄县人知道“单丕艮”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山曼，而且散文写得极好——这是文人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在他身上最典型的一次并存。

1980年代父母双双去世后，他进《胶东文学》编辑部任副主编。等到散文地位日渐上升、读者愈众乃至冲击到小说地位时，他又撒手不干了，悄然进烟台师院当教师，埋头民俗研究。

1984年这一步，是他一生的关键转折：从文学期刊回到高校讲坛，从散文创作转向民俗研究。他49岁才开始系统转向民俗学，比许多学者晚了十几年。有人替他惋惜，他说得直白：“我不会离开黄河的，做梦都常在大河之滨。”

“冰箱”论：

他对民间艺术最深的忧虑

如果要在山曼的艺术观里找一句最核心的话，大概是这一句：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冰箱，民间艺术在里面会保存得很好，而一旦将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也就很快化掉了。”

这是2000年10月，他在胶东做田野调查时说的。他一生所为，正是“拿出来”的工作——但他采取的方式恰恰相反。他不是把民间艺术搬进展览馆，而是把自己搬到民间去。他的书房里没有玻璃展柜，他的展室就是黄河两岸的村庄、乡镇与集市。他的田野笔记记得极细：去海岛遇到不知名的草木，他也要采集下来制作标本，究其科属、学名、俗称；每一种民俗事象必追根问底，不追到源头不罢休。这一“活字典”式的治学态度，是他最被称道的学风。

他收藏泥人、果模、剪纸、民间玩具、布饰、瓷碗，校内专门为他腾出几间房子建立“山曼民俗艺术品展室”。2007年他去世后，藏品在北京民俗博物馆展出，随后于2008年正月移回故乡，在烟台毓璜顶公园瑶池园于正月初九庙会期间亮相——其中包含河南淮阳“泥泥狗”、高密泥塑、郯城木旋玩具、陕西凤翔泥塑等国家级及省级非遗保护品种，都来自他多年来的田野作业。

他的书写：

骨架是经验，血肉是感受

在山曼所有著作中，位置最重、也最能代表他艺术方法的是《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

这是他一生最重的一项调查工程，成于历时九年的徒步考察黄河。前言中他自述方法：

“本书的考察由作者一人完成，考察的方法基本上是手工作业，一个人背了行囊，到一个县（区），翻阅一下地方志中有关的文字，就地求教，做一番思考，选两三个点，坐公共汽车或步行过去……如此到过了黄河下游干流两岸所有的县（区、市），徒步走过上万里，采访过的人在数千之多。”

1997年年尾，他在烟台师院29号楼家中写完全部书稿。放下笔的那刻，他想的是次年继续黄河中游考察。后记里他说：“先后九年，我终于从河南孟津的白鹤镇，走到了黄河入海口的大汶流……像一本读不倦的大书，它将伴我终生。”

学界对这部书的评价，集中在四点：

一是把民俗研究确立为获取社会科学知识的“第三条途径”。二是挑战“符码化和格式化”的书写方式。三是以灵活的民俗志文本追随民俗的区域结构。四是对黄河民俗的整体研究。

《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提供了关于黄河的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份民俗志可以不解释，可以“尽可能不做阐释”地把分类打包后的鲜活资料端给读者。这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符码化和格式化”书写方式面前，是一次不动声色的反抗。今天重读它的书写姿态，仍然新鲜。

散文：

他笔下的胶东风物

山曼首先是学者，但他同时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197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有“散文二曼”之说，一位是他，一位是蓝曼。他先后在《齐鲁晚报》《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开设民俗专栏，发表《烟台百村村名故事》等几百篇文章，成为胶东广大读者心中最喜爱的专栏作家之一。2006年11月，明天出版社出版《山曼散文》，为他的散文生涯画上句号——而且是无条件出版。

他的散文取材于民俗学实践，但写法不是学者腔。《山曼散文》以行旅见闻为线索，多写行路上的点点滴滴，话题不大，常从生活细节切入，通过日常小事展现浓浓的民俗味道和重重的乡土情怀。

写作对他是件苦差。他自称“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不能做我爱做的事”，因为写字要一笔一笔写，一页纸写坏了不能重来：

“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

那为什么还在桌上？他的回答是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我的时间不多了，咱们抓紧做。”

这是他对女儿单雯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个每周做两到三次透析、视力严重下降的病人。

2007年3月26日11时25分，他病逝，享年72岁。生命最后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口服西药多种，胸腔、腹腔皆不适，晚饭后终至呕吐。近午单雯来，展示在旧货市场上买得的衣物、剪纸、玩具等，议山东民间剪纸展诸事……”

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能死在书桌上”。最后几个月他已不能在书桌前写字，便躺在床上做事，直到心脏骤停。他来不及看到身后那部遗作《山东海洋民俗》问世。

他的艺术人格：

不曾交换的固执

评论一位学者的艺术，很容易只谈他的作品。但山曼身上，有几件与作品同等重要的事。其一，他两次拒绝附加条件的出版。其二，他对待死亡的态度，比对待许多作品更坦率。其三，他用多重身份，在“民间-庙堂-学院”之间搭桥。其四，他忘年之交所折射的，是他的艺术判断力。

详说一下第四个。1983年，钟敬文先生重新树起中国民俗学大旗。1994年，钟老九十岁寿辰，山曼为其著书立传，撰成《驿路万里·钟敬文》，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留下一段佳话：“一个60岁老人给一个90岁老人写传，然后由一个30岁的女编辑出版。”事后，他又为90岁的冰心撰写了《金沟寨的故事》。这两件事得到启功先生赞许：“山曼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臧克家挥毫泼墨褒奖。

一位60岁的胶东县级干部，为一位90岁的中国民俗学泰斗立传——这件事的分量不在文采，而在他敢于一生的黄金年龄，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不在现场的人。

传承：

一条清晰的学术血脉

2007年山曼去世后，他的学脉与事功并没有断。

吕伟达是他的学生，后成为研究员、二级作家，曾出任烟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2002-2004）。山曼与钟敬文、吕伟达与王懿荣，构成一条清晰的传承链——而这条链的两端，一个是民俗学泰斗，一个是甲骨学家，中间的连接人正是山曼。李存修1985年在烟台师院进修时听他的民俗课，此后四次赴钟老故乡广东海丰公平镇寻访。

田野传承方面，2000年那次自费带出的学生刁统菊、鲁汉，鲁汉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张士闪接手了山曼晚年主持的《民俗研究》“民间剪纸能手”栏目及《山东解放区根据地民俗》主编工作，他在2013年纪念会上作《俗语研究的意义——兼论山曼先生》，认为山曼的俗语研究“独树一帜”。

再说收藏，2013年4月4日，“缅怀先贤，弘励学术——山曼先生民俗研究纪念会”在济南大学举行。那些日记、采风本、书信与手稿，是山曼七十二年生命留下的尚未整理的部分。它们也是这份艺术遗产真正的后半部。

灯火与灶火

如果要给山曼的艺术世界找一个坐标，我愿意用两个意象：灯火与灶火。

灯火是学界的、公共的、供人仰望的。它属于《流动的传统》里那些被写下、被传播、被引用的知识，属于1994年挂在钟敬文90岁寿辰上的那本书。

灶火是乡土的、私人的、在一户人家的锅上跳动。它属于薛家岭的薛秀云大娘，属于胶南大庄村的段兆花老人，属于他睡了一辈子的那张床，属于他在病榻上不肯放下的那支笔。

山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生没有让这两种火互相熄灭。他既在山东民俗学会的会场里当副会长，也在胶东的村庄里和剪纸老人拉家常；既主张把民间艺术“从冰箱里拿出来”给世界看，又清醒地知道一拿出来就会化掉，所以他先把自己变成那台冰箱的守护者。

他的艺术主张其实只有一句：让记录跑在消失的前面。

注：本文依据山曼先生遗著、鲁东大学网站公开文字、龙口市人民政府网《山曼先生》、中国民俗学会《山曼先生民俗研究纪念会》纪要、山东省民俗学会大事记及《流动的传统》学界评论文章等公开资料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