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吉林

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娱乐生活十分匮乏。最让全村老少翘首以盼、堪比过节的盛事，便是县里的流动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来放电影。

电影放映队人手不多，往往只有两三人。进村后，统一安顿在大队干部家中，食宿都由村里安排。放映队大多下午抵达，然后在广场上埋杆子、拉银幕，村里的孩子们见了都愿意帮忙。要是能被放映员指派干点辅助的活，孩子心里准美得不行，仿佛捞到了天大的幸运。放映员在院子里倒片子，摇动倒片机，“呜呜”的转轴声在小院里回荡。外来的拷贝大多片尾在前，必须仔细倒回片头，夜里才能正常放映。孩子们总爱围在放映员身旁，目不转睛盯着转轮上闪闪发亮的胶片，满心好奇：这样一条又窄又长的胶片，怎么就能投射出活灵活现的人物，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长辈们则在一旁反复叮嘱，千万不能伸手触碰，生怕弄坏这份来之不易的珍贵拷贝。

放映场地固定在村中央供销社前的小广场。天色尚未完全暗下，心急的孩子便坐不住了，匆匆扒上几口晚饭，撂下碗筷，搬起小板凳一路飞奔，抢占广场正中靠前的好位置。

夜色一点点落下来，供销社前的小广场渐渐涌满了人。暮色里，板凳碰撞的哐当声、吵吵嚷嚷的人声，搅成一团。后到的乡亲侧着身子使劲往里面钻，不时传来被踩脚的惊呼，间或夹杂几句拌嘴。整片场地喧嚣沸腾，直到放映机“嗡”的一声响起，嘈杂声才缓缓退去。实在来得晚或者是不愿意和年轻人挤的老人，就在银幕的背面坐下看。一次我中途去撒尿，走到银幕背面，看到很多老年人都仰着脸看得津津有味，我往银幕上一看，人像都是左右颠倒的，影像也模糊不清。

广场上人挤人，密不透风，进出都十分困难。电影放映时，有的孩子想要撒尿，大人们总会嘱咐孩子尽量忍耐，等换片亮灯再出去。正片放映的时候，四下黑漆漆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碍事，跑出去之后，很难找回原先的位置。放映当中不能大声喊叫找人，不然会打扰旁人看电影。中途换片亮灯的几分钟，是大家默认的放松时间，电影停了，大家都松口气，说话、吆喝都无妨。孩子出去要是找不到家人，只管大声喊爹娘，大人也能应声招呼。看电影时，有的孩子实在憋不住，便蹲在原地解决。就这样，即便脚下的地面带着潮气，弥漫着淡淡的尿臊味，周围人依旧看得投入。

常年流转各村的拷贝胶片，被无数次播放、倒卷、拉扯，齿孔磨损严重，断片更是家常便饭。放映中途胶片突然扯断，银幕瞬间漆黑一片，全场便响起一阵细碎的叹息。夜里观影人多、时间紧张，放映员只能就地取材，用白色医用胶布临时粘接，尽快恢复放映。

胶布只是应急补救，并不牢靠。等到第二天赶赴下一个村子，放映员再仔细检修，找出所有胶布接头，剪去胶片破损的边角，对齐画格与声带，用专业接片器加压粘合，细细修复。

放映队的行程，由县电影公司提前数月排定，环环相扣，每个村子一年只能轮上一次放映，且仅仅停留一日。天气好便当夜放映，倘若遇上坏天气没能如期播放，也不会延期补映，第二天必须奔赴下一个村庄。

乡村看电影，全看老天脸色。有时放映中途飘起绵绵小雨，电影也不会中途停映。乡亲们舍不得这场难得的光影盛宴，放映员也尽量坚持把片子放完。有人撑起大伞，小心翼翼护住放映设备，不让雨水侵蚀机器；台下观众也不愿散去，有的人脱下上衣顶在头顶，有的人任凭细雨打湿头发衣衫，静静站在雨中观看。耐不住雨淋的老人和孩子陆续离场，青壮年却大多坚守原地，哪怕浑身淋得微凉，也执意要看完。

唯有遇上倾盆大雨，实在无法继续，放映才会被迫中止。哪怕故事才讲到一半戛然而止，第二天放映队依旧要按照既定计划奔赴下一个村，那份未尽的遗憾，便深深留在村民心底。

有一次，轮到我们村放电影，大雨连日不停，露天放映彻底落空，全村人满心期待尽数化为失落。但谁也没有想到，那天夜里，放映员在一户村民家中，对着墙壁悄悄放映起影片。放映机的马达低鸣，伴着电影的声响传到屋外，乡亲们闻声而来，争相往屋内挤。狭小的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挤不进去的人，便扒着门窗缝隙向内张望，全然不顾屋外依旧飘着冷雨。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新影片拷贝格外紧俏。为了让各村百姓尽快看上新片，县里时常调配拷贝流转，甚至安排几支放映队接力跑片。常常是一个村子天黑先放映一两卷胶片，便立刻拆下拷贝，由专人骑车连夜送往邻村，下一个放映点接续播放。一卷珍贵拷贝，一夜辗转两三个村落，奔波接力，只为把光影的欢乐送给更多人。遇上格外喜爱的影片，我们小孩子还会追着放映队跑往别的村子，一部电影看上两三遍不足为奇。动画片《大闹天宫》、越剧电影《红楼梦》，我就前后看了三遍。

当然也有扑空的时候。偶尔听闻邻村夜里放电影，几个孩童结伴兴冲冲赶过去，到场却一片寂静，根本没有放映的迹象。后来为了不白跑，我们便趁着白天放映员倒胶片的时候，上前问清楚放映地点。

记忆里最难忘的，莫过于我上一年级时观看《闪闪的红星》的那个夜晚。电影尚未开场，我和父母刚刚坐下，母亲就和身后一个女人闲聊起来。那声音我特别熟悉，我偷偷往后瞄了一眼，原来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她刚结婚半年左右，上身穿一件干净鲜亮的粉红色褂子，在素净的乡村夜色里，格外亮眼。

母亲顺带聊起我的学业，老师向母亲夸奖了我几句。听着老师的声音，我的心怦怦直跳，只因我生性内向，不善言辞，平日里在街上远远望见老师，都要悄悄躲开。此刻和老师挨得这么近，纵然她语气温和，我依旧坐立难安。周遭的乡亲自在说笑，随口点评银幕上的人物，无拘无束。唯独我，端端正正僵坐在小板凳上，不敢扭动身子，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影片开场，《闪闪的红星》的片名一笔一画缓缓浮现，仿佛有人亲手书写一般。身后的老师轻声赞叹画面精巧；待到潘冬子进城到米店当学徒，在院子里劈了一大垛柴火，老师又由衷感慨道，这孩子真能干。看着看着，我有了尿意，明明知晓老师性情温和，不会苛责，心底的胆怯与拘谨还是让我硬生生忍完整场。

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条件好了起来，村里兴起一个风气：家里遇上喜事，比如结婚、添丁进口、老人办寿，或是孩子考上大学，便会花钱放一场电影，请全村人一同沾沾喜气。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也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天电影。

几年前，中秋恰逢国庆，我回乡探亲。中秋当晚吃过晚饭，我出门去探望一个儿时玩伴。踏着如水月色走在胡同里，望见前方十字路口围了一群人。走近一看，原来这里正在放露天电影。只是观众稀稀拉拉，不过几十个人。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并没有仔细盯着银幕，有的人低声闲谈，还有人借着明亮的月光低头刷着手机。

如今再回想电影《闪闪的红星》，总会恍惚回到当年乡村广场的那个夜晚。打动我的早已不只是影片本身，那一方简陋的银幕，盛下的是乡村一代人纯粹滚烫的欢喜，还有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温情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