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

一部电影《八仙！》火遍了中国，也再次带动了人们对仙境蓬莱的追寻。早在940多年前，就有一位仅仅履职五天的执政者，用施政为民赢得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们真诚的拥戴，他和他的《登州海市》诗也让蓬莱火出了圈。当你登上蓬莱阁，看到苏公祠、卧碑亭，那巨型横卧的石碑一定会让你感慨良多。

那么，苏轼是如何来到蓬莱？又是如何写下《登州海市》的呢？让我们从头细说。

一、诗案与黄州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宋神宗年间，朝廷全力推行王安石变法。苏轼不属于保守顽固派，他认可变法的初衷，但他不认同新法的激进手段，坚决反对官吏粗暴执行、盘剥百姓，多次指出青苗法、市易法等在执行中的扰民行径，常在诗文里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时弊，于是被新党视作眼中钉。

苏轼自知与朝堂新政理念不合，主动请求外放，先后任职杭州、密州和徐州。因在徐州治水有功，元丰二年（1079年）调任湖州知州，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表达对皇帝的感恩，文里有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本是一句自谦的话，说自己不合时宜，难以迎合新进；年纪大了，或许还可以管理好地方百姓。“新进”一词是当时朝堂对靠变法上位的新党官员的泛称。新党成员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指责苏轼嘲讽朝堂新贵、讥讽朝廷用人，随后翻遍苏轼过往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逐句摘字、断章取义进行构陷。写青苗法执行扰民的诗句，被定为诋毁国策；写旱灾蝗灾百姓困苦的诗作，被歪曲成抹黑当朝政治；一些咏物写景诗，被强行解读暗含对皇帝、新法的怨恨。御史李定上书列出苏轼四大“可杀之罪”，指控他谤讪新政、藐视君上，极力鼓动神宗处死苏轼。

元丰二年七月，朝廷遣使直奔湖州，抓捕苏轼，押解回京，投入御史台大牢。因汉代御史府外多柏树，乌鸦常年栖居，后世便把御史台俗称“乌台”。这个事件就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一度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狱中甚至写好了两首绝命诗托付弟弟苏辙。酷吏连日严苛审问，逼迫苏轼交代大量诗文创作背景，很多亲友也被牵连。有一位犯了事的小吏也被囚禁在此，与苏轼囚室一壁之隔，他回忆道，隔壁拷问夜以继日，号呼惨怛，令人不忍卒听。与此同时，也有相当豪华的阵营在营救苏轼：弟弟苏辙愿捐出全部官职俸禄为兄赎罪；已退隐江宁的朝廷重臣王安石专门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太皇太后曹氏（仁宗皇后，神宗祖母）病重，神宗打算大赦天下，曹氏特意叮嘱：不必赦免其他人，只救下苏轼即可；当朝宰相吴充也多次为苏轼进言。宋神宗本人并不想杀苏轼，他清楚苏轼并无谋反之心，不过是发发文人牢骚而已，神宗只是想借此压制朝野舆论、敲打旧党势力。元丰二年年底最终结案，苏轼被免去湖州知州官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贬谪黄州期间，是苏轼心境彻底蜕变的时期。入狱前的苏轼意气风发，锋芒外露，敢直言抨击时政，文字犀利直白。而黄州时期，物质清贫，精神压抑，甚至要靠耕种东坡田地谋生，于是有了“东坡居士”之号。有人说黄州是苏轼的人生低谷，也有人说是黄州成就了苏轼。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炼狱生涯，苏轼开始向内求索，参悟人生无常，文风从锋芒毕露转向豁达旷远、通透淡然。我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全部诞生于黄州时期。

元丰八年（1085年），乌台诗案结束六年后，神宗驾崩，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临朝启用旧党，苏轼也在被启用之列，他终于结束了黄州的贬谪生涯，来到登州。

二、登州与海市

元丰八年六月下旬，苏轼接到了朝廷的诏令，以朝奉郎（宋代的一种文官阶官名，它主要用于确定官员的品级和俸禄，不一定有实际差事 ）起知登州军州事。全家人欣喜若狂，苏轼在《次韵答贾耘老》一诗中写道：“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在欣喜之余，苏轼又不免生出一丝惆怅。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仕宦风雨和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功名利禄之心早已淡然。

元丰八年七月下旬，苏轼启程前往登州，于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的百姓早已闻讯赶来，迎接这位名重天下的新知州，船边岸上，到处人山人海。苏轼刚一上岸，就有几位长者献上酒来，为首的一位对苏轼说：“苏大人，您勤政爱民，能像马使君一样吗？”马使君即当时名臣马默，他曾于熙宁初年出任登州知州，政绩卓著，深得吏民爱重。父老的厚望令苏轼深受感动，他郑重接过酒杯说：“我当勉力而行，不负众望。”

上任伊始，苏轼便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深入民间进行社会调查。他敏锐地发现了有关财税与军政的两大弊端：登州地处胶东半岛北端，濒临渤海、黄海，是著名的盐业产地，而当地滨海百姓世代靠煮盐为生，却生计艰难。原来宋代官府实行榷盐制度，官府强制低价收盐、高价售盐，盐民劳作一年反而负债累累。苏轼目睹盐民卖儿鬻女、流离失所的惨状，认为只有废除登莱官营榷盐，允许百姓自产自销食盐，方能减轻底层苛税。

登州还是北方海防前线，可是驻地水军被随意外调，水战训练更是荒废，当地百姓被强制征调造船、巡海、戍边，农桑荒废，民不堪重负。苏轼认为应该加强水军管理制度，禁止水军外调，坚持常态化水战训练，守住北部海疆门户，同时减少本地百姓无偿徭役，这样或可兼顾边防安全与百姓农耕生计。

正当苏轼准备大展宏图，尽心尽力为登州百姓办实事的时候，十月二十日，他接到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还的诏令。在回京途中，苏轼连上了两道奏章：《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提请朝廷重视登州的海防，减轻人民负担。任职短短五日，苏轼却留下两件载入史册的惠民上书，一解民生之苦，一纾海防之困，可见苏轼虽历千万磨难，心中仍牵挂万千百姓和大宋社稷。

刚到登州，又将匆匆离去。苏轼心中感慨良多。他办好移交手续，便趁有限的几日闲暇时光，饱览登州山水。丹崖山上有著名的蓬莱阁，蓬莱阁下有五彩斑斓的美石，还有美味的大鲍鱼。景色之奇美，令苏轼心旷神怡。而这里最为著名的景观，当数登州海市。春夏晴和之际，旭日初升，东风微拂，海面上有时会升腾起五彩云霓，缭绕在远处诸岛之上，渐次变幻成宫殿、楼观、城墙、车马，以及各色人物，稍纵即逝，十分神奇，令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惊叹不已，认为是蛟蜃吐气所形成，甚至视其为神仙世界在尘世间的偶然乍现。其实，海市蜃楼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是大自然的动人画卷。苏轼亲临登州，自然很想一饱眼福。可是当地父老说海市只在春夏可见，入冬难逢。诏命在身，行期已近，苏轼深感遗憾，就到龙王庙祝祷，次日，奇迹竟然出现了，天降海市奇观，而且这罕见的冬日海市持续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才消失无踪。于是苏轼写下了《登州海市》（简称《海市诗》），赠与同僚史全叔。

三、涵泳与品味

先看序文：予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尝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祠，明日见焉，乃作是诗。

序文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刚上任就要走、走之前还惦记着看海市、看了就认真记下——这是典型的苏轼做派：入世尽忠（任上五日仍勤政、上两状），出世寄情（关注山水与神异）。

正文如下：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

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

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

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

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

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

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四、余响千年

登州吏民皆知“五日太守得海市、作长诗”，于是将苏轼手迹刻石立碑，争相拓印传诵；在民间形成“登州观海市必诵东坡诗”的风气。

苏轼知登州仅五日，就留下两篇为民上书《乞罢登莱榷盐状》《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和一首《登州海市》，时人合称“一诗二状”，此诗成为他体恤百姓、胸襟旷达的人文名片。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离开登州13年，登州知州张万宪于登州府城内城隍庙东侧建“三贤祠”，合祀三位北宋时期的贤明知州——马默、李师中、苏轼。这也是登州第一座祭祀苏轼的祠宇。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苏公祠兴建，清同治年间移至卧碑亭东，即现址。后人用不同方式纪念苏轼，纪念的不只是这首《登州海市》，更是那颗勤政为民的初心，那番五日足以留千年的德政。

《登州海市》以海市幻景写宦海沉浮，将写景、咏怀、禅理合一，宋代文人争相效仿此七言古体写法。苏轼手书流畅雄健，当时士人大量传抄、拓印，不少官员途经登州，专门寻访诗碑。崇宁元年（1102年）遭逢元祐党禁，即对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旧党人员实行禁锢，当时苏轼已逝，次年朝廷仍下令销毁苏轼所有诗文及碑刻，登州原碑被毁，但史全叔（苏轼写海市诗所赠之人）的后人保存了原作手迹与旧拓，民间私藏从未断绝，为后代重刻留存了底本。

金代依据旧拓重刻卧碑，即今蓬莱阁现存的《海市诗》碑，各地文人以此碑学习苏体楷书。明清时期许多咏蓬莱、咏海市的诗文均以此诗为范本，袁可立、施闰章等名家观海市必和东坡原韵。清代翁方纲任山东学政时，亲至蓬莱搜寻《海市诗》原石，作《东坡登州海市诗》论此碑书法，中有如是句子：“想见挥毫疾风雨，砉若游刃非安排。至人技进不名技，僚丸旭草真吾侪。”大意为：想象东坡挥笔之时，笔势疾如风雨，运笔游刃有余，不见刻意雕琢；高人的技艺已经化入胸襟，如同庖丁解牛、张旭狂草，是胸襟学养自然流露，并非刻意求工。翁方纲盛赞此皇统重刻本最接近东坡笔意，他还亲自临摹《海市诗》另刻一碑立于苏公祠。

而今，无论是在蓬莱阁上还是在海市公园内，无论是在小学生的琅琅诵读里还是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这首诗已经成为蓬莱城市文化的核心IP，诗中展现的苏轼务实为民的初心成为今天人们争相传诵的热门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