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如果说同乡牟庭是郝懿行砥砺德行、切磋经义的诤友，那么济宁举人李承琏，便是为其拨开学术迷雾、开启朴学正途的明师。而福山名儒王古邨的因材施教，才女王照圆与其婚前同窗、婚后共治的独特经历，则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郝懿行的学术认知与治学格局。

这种多元的治学路径，打破了单一交游的学术局限，助力郝懿行跳出江南朴学范式并最终形成独具北方特色的考据体系。

一

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十七岁的郝懿行站在了仕途与学术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立身功名的科举俗学，一边是求真济世的经史实学，他徘徊、迷茫，一度陷入两难的精神困境。他的父亲郝培元对于儿子的成长有自己的思考，最终请来了济宁名儒李承琏。

李承琏秉持“经史为本、时文为末”的治学理念，重实证、黜空论、贵笃行，与胶东朴学的治学精神高度契合。他审阅郝懿行诸多文稿后，不做虚誉客套,一针见血点破其治学症结，留下箴言：“若心花未开，惟吾能开若。”“心花未开”四字，精准概括了郝懿行彼时的学术状态：根基扎实、天资卓绝、积累丰厚，却闭门自守、不得其法，缺乏系统的治学逻辑、清晰的研究方向与自主的学术悟性。

一语惊醒梦中人。郝懿行豁然醒悟，坚定了深耕经史实学的毕生志向，正式拜师受业。

李承琏有着数十年讲学经验和成熟的育人之道，他针对郝懿行治学杂乱、门径模糊的短板，量身打造研学方案。

在日常课业规划上，李承琏结合一日精力变化分科。

清晨心神澄澈,专读《诗经》，体悟上古礼制、民间风物、鸟兽草木之名，涵养经学名物感知力。

日间精力充沛，深耕《尔雅》这部训诂经典，逐字逐句考辨字义、梳理名物制度，夯实小学根基，掌握考据核心方法。

夜间心境沉静，专注复盘当日所学、梳理文献脉络、整理疑难札记，将零散的知识系统化、体系化。

此外，每周撰写经义论文，以写作检验所学、查漏补缺，实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李承琏告诫郝懿行：八股时文仅为科举立身的敲门砖、入世谋生的工具，是世俗进取的手段而非学问终极，一朝登科便可从容搁置，不必沉溺耗费心神；唯独经史训诂、名物考据、经典本义，是贯通古今、承载文脉、可以传世立命的真学问，值得终身深耕、笃守精进。

这套“以时文为工具、以经史为归宿”的辩证治学观，打破了士子“科举与实学二元对立”的认知误区，在乾嘉空疏学风泛滥的时代极具前瞻性。

在教学中，李承琏坚持层层落地求证的考据路径：追溯金文、小篆的字形迭代，梳理历代古音声韵流转，比对《论语》《孟子》《礼记》等经典中的语境用法，由字及义、由义及经、层层拆解。

他认为：“不明古字则难晓古义，不明古义则无从解经。”这一准则，成为郝懿行终身恪守的治学铁律，铸就其“字字溯源、句句求证、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据风格。

得名师引路后，郝懿行昼夜不辍、潜心研学，逐字精研《尔雅》，对照《说文解字》考证源流、辨析异义，逐条记录疑难、虚心求教，治学状态焕然一新。后李承琏任满归乡济宁，师徒二人山水相隔,开启数年“邮筒论学、鸿雁传文”的治学佳话。

三年之间，郝懿行寄递考据、解经、古文创作等各类文稿六七十篇。李承琏逐篇批阅、订正谬误、点拨思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传授治学心法，助力其学识飞速精进、脱胎换骨。

二

李承琏生性豁达随性、不拘世俗小节，平日喜好饮酒博弈，颇有文人洒脱之风，看似闲散不羁，谈及经学奥义、为文真谛却通透彻达、见解精深。他常与郝懿行闲谈论学，不拘礼法形式，在潜移默化中传授作文造意、立身治学的核心智慧。

他特意叮嘱郝懿行，为文治学切忌邯郸学步、一味模仿他人，丢失自我本心，“本来面目不可失，舍我学人，恐人不可学而先失我”。同时，他又指点科考门道，“墨卷不必死读，而每科直省全墨须熟看，只为摩取花样、适配科考”，绝不因俗学耽误实学深耕。郝培元由衷感慨，李承琏善于启发后学，寻常诙谐之语皆藏治学至理，其“能开人心花”的自许绝非虚言。

郝懿行之父郝培元在《梅叟闲评》中，留存下多段珍贵的师徒授受史料。

李承琏对郝懿行的塑造，绝非表层的技法传授与课业辅导，而是从治学认知、学术格局、治学风骨三大维度，完成全方位、深层次的学术赋能与人格重塑。

治学认知层面，“本来面目不可失”成为贯穿郝懿行终身的治学箴言。乾嘉朴学发展至中后期，学界弊病渐生，诸多学者盲从汉唐旧注、堆砌细碎考据，唯古是尊、不敢疑古，丧失独立思辨能力，治学趋于僵化刻板。

李承琏叮嘱弟子，治学需兼容古今、不泥古、不盲从，要坚守自我思辨、独立求证的学术本心，杜绝舍本逐末、机械模仿的治学误区。

学术格局层面，李承琏构建的“俗学立身、实学立命”辩证体系，摆脱了传统士子的终极治学困境。

古往今来，多数士人要么沉溺科举、荒废实学，沦为应试俗儒；要么弃绝功名、闭门治学，丧失立身之本。而李承琏平衡二者关系，将时文作为入世阶梯、将经史作为终身归宿，让仕途进取与学术深耕相辅相成、互不冲突。

受此影响，郝懿行终身仕学兼顾、为官不废著述，实现了功名立身与求真治学的动态平衡，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仕而好学、学而求真”的人生路径。

治学风骨层面，李承琏外不拘形、内求真知的人格特质，深度濡化了郝懿行。他的这种品格与胶东朴学重实证、轻空论、接地气的地域学风双向契合，共同塑造出郝懿行灵动缜密、实事求是、灵活求证的独特学术气质。

当代学者虞万里在《〈尔雅义疏〉及其作者郝懿行》中，精准定格1783年为郝懿行一生最核心的学术转折点。

拜师李承琏之前，郝懿行浮沉科场，沉溺空疏时文，空有天资而无学业精进。拜师之后，他痛改旧习、坚守实学，以经史为终身主业，寒暑不辍、日夜深耕，完成治学范式的根本重构。

三

如果说李承琏为郝懿行锚定实学主线、搭建朴学研究的核心框架，那么福山名儒王古邨的因材施教，以及与王照圆独一无二的夫妇同窗、闺阁论学经历，则进一步补全拔高其学术格局。

乾隆五十一年（1786），郝懿行原配林氏病逝；次年，他与福山才女王照圆订立婚约，二人一同拜入福山名士王古邨门下，开启高阶系统的治学进阶之路。

王古邨，名钟泰，字瑞封，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会试中正榜，历任内阁中书、山西蒲州府同知。他仕途坦荡，淡泊名利，为官仅一年便辞官归里，于福山古现村“旧草堂”设帐授徒，终身深耕乡学、裁成后学，不逐科场浮华、专以传学育才为己任，德望学识冠绝山左，被誉为“山左第一塾师”。

王古邨辞官归乡设课，胶东名士多出其门，门下四大弟子名扬当世。其中，黄县贾允升、东昌傅绳勋、同族王兆琛三人皆官至二品，政绩卓著；郝懿行则淡泊宦海、弃官向学，终身深耕经史训诂、名物考据，以朴学著述传世。

在教学中，王古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辩难、据实求证、自出新解，着力培养弟子不囿权威、敢于疑古的思辨能力。他因材施教，贴合弟子禀赋定制学法：针对郝懿行长于实地观察、笃于实证考据、亲近乡土风物的特质，重点引导其深耕名物训诂、夯实小学根基，强化其目验实证的朴学优势；针对王照圆心思细腻、精于义理阐释、擅长诗文解读的禀赋，侧重引导其钻研《诗经》奥义，实现二人治学特长双向互补、彼此拔高。

郝懿行与王照圆婚前同窗受业、婚后朝夕论学的经历，是清代学术史上极为罕见的治学佳话，更是郝氏学术体系独树一帜的核心标识。二人常年围绕《诗经》经义、礼乐制度、草木名物、方言古音、古今训诂等议题反复诘辩、彼此补正、相互启发，在思辨中厘清经义疑点，在切磋中完善考据认知。

不同于传统学者孤身治学的局限，二人开创的“夫妇互证、闺阁考据”模式，成为郝懿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补充，相关互证案例遍布郝懿行传世著作。这段独特经历，既为王照圆撰写《列女传补注》积淀扎实功底，也为二人合著《诗问》、实现学术共创、完善专属治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王古邨的悉心点化，塑造了郝懿行的治学体系、学术格局。其一，搭建起经史、小学、名物、诗文兼备的完整实学体系；其二，滋养郝懿行安贫乐道、不慕功名、潜心著述的学者心性；其三，深化其“目验实证、取材乡土、联通民俗、古今互证”的核心特质。

师徒二人文脉相承、情谊绵长，留存诸多珍贵文字佳话。乾隆五十四年（1789），王古邨喜得孙辈，郝懿行作《贺岳伯王先生生孙》恭贺全诗，以汉代经学宗师郑玄喻恩师，典实精纯、不事雕琢，无直白颂德之语，却于文脉家风、德门毓秀的描摹中，暗藏对恩师经学造诣与育人功德的至诚敬意。

嘉庆七年（1802），郝懿行亲自为王古邨《壶海生诗草》作序，以质朴真挚的笔墨追忆求学岁月，成为梳理福山、栖霞地域学术交流与师徒渊源的核心一手史料。

乡土学风浸润、家族家风熏陶、两代名师点化、夫妻姻学共治，共同铸就了郝懿行求真务实、淡泊笃学、根植实证的学术品格。这也使得郝懿行在入京为官之前，便已完成治学底色的全方位定型。

郝懿行深耕乡土、求真务实、兼容创新的治学底色，最终支撑其完成《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等传世考据巨著，开创独具北方特色的兰皋学派，为清代北方实学的传承兴盛，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文脉遗产与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