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今天打扫卫生时，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蓝色塑料皮的日记本，封面上印着老电影《庐山恋》女主角扮演者张瑜的头像。

这是我多年前的一本日记，可能是暑假期间，被三岁的小外孙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顺手拿起来，只见扉页上写着：“我从来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的时间。——达尔文。”下面还写着一行：“购于大连商场。姜惠泉，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日。”

我翻开这本日记，里面主要是1988年到1991年间我青春时代抄录、剪贴的一些诗歌、文章和剪报。

看着这些几十年前的老东西，我仿佛看到了曾经年少的自己。

1988年夏，我到某染织厂供销科工作。那时乡镇企业和个私企业遍地开花，原材料一下子成了紧俏货。计划内一个价，计划外一个价，中间隔着一条天堑。青岛化工染料厂生产的“分散蓝”，出厂价每吨不足万元，市场上却炒到二十多万元。在那个人人还羡慕万元户的时代，二十万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采购化工染料就是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得知妈妈本家的一个叔叔在“大染”工作，我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立刻坐公共汽车到达烟台港，又托人买上烟台到大连的船票。那时烟台到大连的轮船每天只有三班，要买到当天的船票，全凭运气。说一票难求，一点都不过分。

经过一夜航行，我顺利到了大连。很快，我便被那里的高楼大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震撼了，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使的。

妈妈的这位叔叔名叫孙振俊，我喊他姥爷。他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说话快人快语，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得知我的来意，他没急着应承，先给我倒了杯水，自己点上一根烟，吸了两口才说：“管销售的朴副厂长是朝鲜族，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我干过一段，对我还算尊重。”他顿了顿，把烟灰往烟灰缸里一弹：“现在厂里计划紧，不过看我的面子，应该问题不大。”没过几天，振俊姥爷便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朴厂长给批了二百公斤“分散黑”。因为“大染”不生产“分散蓝”这个品种，其他品种虽然没有“分散蓝”差价大，但也都在三四万元以上。

书记、厂长看到我初出茅庐便凯旋，都对我另眼相看。特别是财务科的几个小青年，看到我领到几千元的提成，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出纳小王把这四沓十元钞票拿在手里掂了一下，说：“小姜，你这一次提成能顶我六年的工资。”

那个年代跑业务不像现在，不是“钉钉签到”，就是微信打卡，我跟厂里汇报工作、跟客户沟通全凭电报，打个电话都是奢侈。也正因为没人盯着，反而逼出了一个人独当一面的本事——路怎么走，话怎么说，单子怎么谈，全凭自己拿主意。

那时电话需要总机转接，从省到市、县、乡镇，绕了一大圈才能打到厂子里，还不一定能打通。因此，我们不主动联系厂里，领导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有一次，我出差四十多天没有跟厂里联系，他们都认为我失踪了。再说，那时候一个城市只有一两个业务单位，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看书、逛商场，就成了我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

到了1989年下半年，随着原材料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原先紧俏的染料价格也一落千丈，由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厂里的产品堆满了仓库，供销科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我也从原来采购原材料，转为销售厂里的产品，从偏居一隅，开始转战大江南北。

再看看日记本里那些摘录的诗行：“走过春的绿野，走过夏的热土，走过秋的风蕴，走过冬的雪地——难以走过的总是自己……”

“生命的绿树，需要阳光，而热情和希望是最富足的阳光……”

这些不正是自己用一生践行的诺言吗？三十多年了，那些电报、船票、总机转接的电话，那些风风火火的长辈，那些抄在日记本上的诗，都沉在这本日记里。可有些东西没有沉下去——那股子劲儿，那种走到哪儿算哪儿的胆气，那些相信“热情和希望是最富足的阳光”的傻气。它们就像那本蓝色塑料皮日记里夹着的剪报，纸黄了，字淡了，可当年剪下它们时的那股心气，还在。

窗外，夕阳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