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臻 撰文/供图

明代的海防与边防，分别走出了两位登州蓬莱籍的名臣——戚继光与陈其学。二人同乡邑、同处一朝，都曾奉命督修北疆“边墙”（今通称“明长城”），其修筑规模与历史贡献，并世少有，堪称长城修筑史上的“蓬莱双璧”。

戚继光：蓟镇敌台的创铸巨匠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登州卫世袭指挥佥事之子。世人常称其为抗倭名将，殊不知他之于长城工程，亦是开天辟地的“总设计师”。

时间回溯至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北上蓟镇，次年挂印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总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畿辅要塞防务。他甫一抵任便巡阅边关，但见此前蓟镇一线“边墙低薄倾圮”“虽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势不相救”，老旧敌台均为实心、彼此孤立，根本无法形成交叉火力网。这位将火器运用至出神入化的将领，当即借鉴此前在东南抗倭时构筑城池的经验，与蓟辽总督谭纶联名上《请建空心台疏》，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方案——在旧有城墙上增筑跨墙“空心敌台”。据载，戚继光所拟之敌台“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敌台骑墙而筑，中部空心，分为二至三层：上层环设雉堞，可供瞭望与阻击；中层四面开有箭窗，可架设铳炮，形成拱卫之势；下层则为仓库与驻兵之所，“每台可容百余人战斗和休息”。两座敌台之间“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宛如一道嵌在北国群峰之中的钢铁拉链，很大程度上扼杀了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

更为惊人的是戚继光对工程质量的苛求。隆庆三年（1569年）春至隆庆五年（1571年）秋，短短不到三年光景，他指挥修筑的空心敌台达一千余座，今日长城界多认为规模在一千零一十七座至一千四百四十八座之间。与此同时，旧有的夯土边墙全面加高、培厚、包砌青砖，有的地段还增设了品坑、偏坡等障碍物。时人只见崇山峻岭间忽起座座雄楼，“随地势高下相间，突兀参差，蔚为壮观”。

戚继光在蓟镇驻守十六年，因他整饬之严与边墙之固，蓟门一线自此烽火不起，蒙古诸部虽屡有觊觎之心，终不敢大举犯边。

陈其学：自河西至宣大的边墙砥柱

与戚继光相比，年长二十岁的陈其学（1512-1593）走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边墙之路。这位“博闻强识，沉静自守”的蓬莱才俊，走上戍边岗位的时间更早、跨度更远、地域更广。

陈其学，字宗孟，号行庵，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因直言敢谏、劾锦衣卫都督陆炳而触怒权贵，谪戍地方，也自此开始了他二十余年的戍边生涯。他由庆阳而榆林，由榆林而肃州，一路西行，直到明代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在那里，他敏锐地捕捉到嘉峪关西北石关儿口有防御盲区，便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带兵构筑石关儿营，又添筑模山儿墩、泛沙泉墩、董家沟墩等烽火墩台，“使敌不能掩伏、偷袭为害”。

陈其学之后擢升巡抚大同，再升陕西三边总督，最后官至宣大山西总督，统揽山西、宣府、大同三镇军事大权，达到了戍边生涯的巅峰。在此期间，他修筑明长城长达八十四里，建造墩台与营房营舍数以千计。据《明穆宗实录》载，他修缮墩台二千四百余座、边墙壕堑八十余里。他还亲自踏勘宣府西路、大同、张家口、万全右卫及居庸关以西四海冶、火焰山一带，督修偏头关老牛湾段边墙——这里临近黄河，旧墙多圮，他采石烧砖，督工重建，完工之后明穆宗特赐银币以奖其功。陈其学所修边墙，西起嘉峪关、东连居庸关，横跨甘肃、陕北、宁夏、山西、宣大数镇，纵横数千里，大多因地制宜，取黄土夯筑，与蓟镇的砖石巨墙风格迥异却各有千秋。

陈其学在肃州任职期间，还曾留下《防秋登嘉峪楼纪事》等壮丽诗章，诗中纵论边塞形势与报国情操，一句“紫峪横霄客路穷，壮怀长啸对秋蓬”，成为经典边塞诗作。他为将之勇、为官之清可见一斑，致仕归乡时“门巷萧然，卒谥恭靖”，留下了清正垂范的最后一笔。

东西呼应：万里边墙上的“蓬莱双璧”

若细细比勘二公之事迹，又有另一重意味上的巧合与呼应。

在时间上，陈其学的修边功业自嘉靖朝即已开始——其在肃州、庆阳一带加固边墙、增筑墩台之时，戚继光尚在东南沿海抗倭。至隆庆年间，陈其学在宣大、戚继光在蓟镇，二人同为明穆宗朝整饬北边防务的重臣，东西并举，同膺大任。在建筑风格上，戚继光所筑蓟镇长城以砖石空心敌台见长，精工细作，堪为后世摹本；陈其学所修西段边墙则以黄土夯筑、墩堡连绵为主，结合河西走廊特殊的地形地貌，因地制宜，覆盖地域之广、穿越州县之多，尤在戚继光之上。

尤为难得的是，二人先后受命督修边墙的时间节点颇有冥冥之中的契合。戚继光蓟镇大修始于隆庆三年（1569），陈其学升任宣大总督后主持修筑长城则主要在隆庆年间（1567-1572），西段边墙与东段敌台的土木同期并举、烽火相望，仿佛一条巨龙终于以完整闭合的姿态矗立在北国疆土上。

边墙与长城：称谓背后的历史细节

文章末尾，不妨顺便回应一桩史学考辨——关于“边墙”与“长城”之称谓。明代文献较少使用“长城”一词，时人改称“边墙”“塞垣”或简称为“边”。其原因或与秦汉隋唐修长城时大量征发民夫、死后堆尸城下的惨痛记忆有关，明廷有意改称以避民怨。究其深层原因，却更关乎军事制度上的严明划分：所谓“边”，指的不仅是长城的实体边墙，更是整个九边防御体系的统称，涵盖了城、堡、墩、台、壕、堑等一系列立体防御设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明代改“长城”为“边墙”并非完全避讳，而是基于军事防御的实际命名与边防编制的发展需要。可见戚继光、陈其学等人在奏疏中称其为“边墙”，是明代军事语境下的历史真实。今日世人统称“长城”，无碍历史事实。

蓬莱旧志于戚继光记述虽详，于陈其学事迹所涉却极简，此并非陈其学功业不著，实因史料散佚、后人表彰不力。而戚、陈二公，一在蓟镇敌台，一在西陲边墙，同为蓬莱乡邦之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