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苏轼到任登州第五日，诏命追随而来，调他回汴京任礼部郎中。登州百姓没留得住这位新知州，却在不久后，见一方横碑，位于蓬莱阁旁侧，刻写着他的行草吴道子画跋和楷书《海市诗》。

九百余年来，此碑经历了封禁砸毁，后人重勒，逐渐成为蓬莱阁的“镇阁之宝”。有识之人驻足碑前，无不赞叹苏轼的诗、文、书。后来有考证卧碑立毁重勒始末者，却很少有人追问：这方碑刻的原主人是谁？为何画跋碑刻文与通行本不一？其拼接两文是咋回事？碑首“告史全叔”如何嵌进苏文启首的？

一、一诗二跋：

苏轼离登前的三度赠笔

元丰八年（1085）冬天，对苏轼而言，是“东山再起”的节点。他身不由己，就职后旋即卸任，只在登州停留了二十余日。

十月晦日，他写下《海市诗》，末款“书呈全叔承议”。这位“全叔承议”，就是登州承议郎史全叔。

十一月七日，苏轼离登州启程之前，不忘到史全叔家中，对着其所藏吴道子画，写下那篇《书吴道子画后》（简称《书》）：“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此《书》堪称中国艺术批评史的一处里程碑。

无独有偶。在写那《书》前后，苏轼应史全叔之请，或据黄州《吴道子地狱变相》（简称黄州《跋》），改作一段手札，题为《跋吴道子画赠史全叔》（简称史《跋》）“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跋尾款识：“东坡居士告史全叔。”

《苏轼全集校注》为此解读：系年元丰八年（1085）；又指出“自‘出新意’至‘运斤成风’云云，见底本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此特拈出之”；另补一句：“或此文在前，而《书吴道子画后》乃铺衍此文而成。”

由此可知，这是作于登州、赠予史全叔的独立手札，一字不差就是《书》碑拼接那个跋文，而非今人所说卧碑补白取黄州《跋》中的几句。史全叔得到这一大一小、主副连缀之画跋，甚为喜悦。

饽饽专往肉里滚，加上那首《海市诗》，仅十天内，史全叔先后得到苏轼三件墨宝。啧啧！何等密友？如此青眼？一位登州五日主官，一个属下承议郎，竟短时受赠如此厚礼。这在苏轼的宦游生涯中，实属罕见。

变化藏在细节里。当苏轼在史全叔家中书二画跋时，不仅重复了黄州《跋》那句千古名言，而且字句标点有所改动，由“出新意于法度之内”，变成了“……之中”——一字之易，不知是从遭贬到起复的心境跃迁，还是论艺创作又得升华！

二、宋人原碑：

一场精心策划的“墨宝策展”

学界主流说法：“苏轼离开登州后，登州士人将《海市诗》摹勒上石，以垂久远。”这里的登州士人，必含史全叔、同僚或后人。百度百科《蓬莱阁》词条给出判断：“两稿（或为三稿）均为苏轼书付史全叔者，碑或即苏公去后史氏所为。”

“或即”二字，留有余地。但结合宋人好碑、好将名家墨迹勒石传世的风气，史全叔或其后人，将苏轼所赠墨宝合刻于一石，几乎毋庸置疑。试看碑首“东坡居士告史全叔”，与宋人文末题跋款识之习，绝然不符。常规刻碑，断不会漏登州《书》题首。通行《书》文本起首即是“知者创物”，而这开头直书“史全叔”之名，是否为借机为己扬名，亦未可知。

还有，这碑中开首七字书从何而来？通行文本《书》没有此七字，而苏轼赠史《跋》之尾却有。笔者分析，作碑时，或为史之诉求，将此七字截取而冠于跋首，表明二跋均为己书。

这样一来，碑文第一眼所见，即赠受人的名字，居正文之上。此举虽失规范，但符合实情，亦不算太违和。这是史全叔或其后人苦心勒碑，唯一能解释通的原因。

紧接着是《书》正文节选，至“盖古今一人而已”，末署“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后面空白处，再续“道子画圣也”短跋一段（即史《跋》）。书者藏者同载一碑，是史公求之不得的。

此画跋首“告史全叔”既定，而另面《海市诗》末款，恰恰又是“书呈全叔承议”。一碑两面，双款并立，再加跋书文内嵌“全叔所藏”。

当时刻碑排字时，《海市诗》楷书篇幅较长，《书》行书+史《跋》草书，超出石面容量。主刻人或浏览对比两跋，发现有重复之字二十余，便一拍大腿，将正文重复处删掉。这样，前篇句重者删，后篇含前句则留，既保证两跋挤于一碑，又不失两跋应有之意，于是皆大欢喜。

如此看来，蓬莱阁卧碑，哪是简单的“刻苏轼诗文以传世”，俨然是一场“史全叔珍藏苏轼墨迹展”！

三、毁碑藏拓：

旧拓流传与金人重勒

碑虽然立起来，但好景不长。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下诏：“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至宣和六年，朝廷又屡颁毁碑焚文之诏。

然而，那卷《海市诗》与吴道子画跋的初拓，早已不知被多少人收藏。至靖康变起，汴京沦陷，登州入金，登州地方官取元丰旧拓，重勒此碑于蓬莱阁。此碑几经迁置，于清代建亭，置于其中。此汉白玉卧碑，长217厘米，高92厘米，厚约24厘米。

据史料推断，北宋原碑应刻于苏轼离登后的一个半月内，这也为史全叔主持勒石，留了时间窗口。清代翁方纲认同此观点：“盖海市诗与画跋，皆刻于元丰末”。

另一可能，原书被毁，尚有摹本，元祐至崇宁二年间，由史或其后人依摹本立碑。

若重新调度海市诗与二跋的章法布局，需研苏专家补文、刻碑名手拼接。据此推断，旧拓有现成模样，新碑不会另起炉灶。

四、翁方纲剔伪：

与原石的千年对话

据《蓬莱金石录》记载，清康熙年间，卧碑上的《海市诗》已被重刻过多次，失去了原貌，一些附庸风雅的人争着捶拓，后来有了清晰翻刻本，原碑被冷落在一旁，无人问津。康熙三十一年（1692），登州知府任璿别有慧眼，他看到东坡祠前卧碑在风雨中任其剥蚀，感慨系之，遂筹建小亭加以保护，并赋诗《建卧碑亭》寄托了自己感慨。

时光流转，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金石家翁方纲任山东学政。这位苏轼的“铁粉”早已藏有《海市诗》拓本，又托友觅拓，却发现市面流传的“重刻甚劣”。后翁方纲一寻再搜，皆伪刻添笔，即使再遣工拓之，结果依然。

这年他来蓬莱主持考试，派工拓印又遇假。“予因极力搜访，得原石于蓬莱阁旁吕祖祠，而伪刻者乃置苏祠，是以拓工莫辨也”。原来，经他努力，于蓬莱阁旁吕祖祠里找到原石；而那方伪刻石，原来就放在苏公祠里，故拓工难分真假。

他亲手剔去伪刻，拓下碑背文字，赋诗纪之。诗题便成完整鉴定书：“复于原石之阴得坡公书为史全叔跋吴道子画二段。”此乃翁方纲亲见：碑阴所刻，是苏轼书赠史全叔的吴道子画跋两段。

甲戌（1814）年，翁方纲为徐观海《垕圃观海图》题诗，于诗注中再次补记“予于祠后剔出真石，其背镌坡书吴道子画跋”一事。

五、今人评碑：

结论各抒己见

按照蓬莱文旅官方解说：“据考证，碑石原为刻制《海市诗》而选定，刻成后又于背面刻《书吴道子画后》文，因该文字幅少于《海市诗》，碑面留有空白，故在文后续刻了苏轼另一篇文章《跋吴道子地狱变相》的开头几句以填满碑面。”

百度百科“苏轼书卧碑”词条持同说，强调：这一拼接导致文中“元丰八年”年款前后的书法风格有明显差异。范惠泉研究，明确史全叔受书、元丰旧拓、至金皇统年间重勒年序源流，惟对《书》末尾补白问题未及深考。

据前人研究，可推测碑石原为刻制《海市诗》而选，实是原刻人已有“一诗二跋”总体设计，原旧拓碑面设计与金人无关，版权原创非史全叔或后人莫属。

卧碑的前世今生，笔者考辨如下：

苏轼登州手授“一诗二跋”→史全叔或后人刻碑，颂苏并传己名→主持者精心经营位置，合三为一、截尾为首→宋碑毁于政异，元丰拓本秘藏→使臣献旧拓，金人依拓重勒→清人建卧碑亭，翁方纲剔伪发现原石真容→学界评碑：前删文、后补白→笔者研苏累年，读文阅碑考辨商榷。

六：苏书史藏：

卧碑千年解谜

蓬莱阁卧碑，以及对苏书的评价，历久不衰。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中最早著录了苏轼的行书《海市诗》墨迹，明董其昌也相信行书的苏轼《海市诗》是真迹。有考证认为，目前流传两种刻帖，一种单帖本行书，一种《晚香堂苏帖》零本。

而元朝柳贯，明人朱之蕃、安世凤，近人张伯英等，都有对苏书《海市诗》刻帖的评价。张永强认为，诸帖只有单帖行书底本才比较可靠。而从书法艺术性上说，金刻“卧碑”《书吴道子画后》气势恢宏，纵横争斥，真气弥漫，在苏书中别具一格。

而从史藏角度，史全叔尽展个人藏画之功，锲留苏文卧碑之实。这本无可厚非：绑定大家名藏，刻碑蓬莱阁上，一碑双面三文，碑拓流芳千古。

蓬莱阁上，海风千年。那方汉白玉卧碑，静静横陈，默默不语。如若坐实史全叔崇名，变苏轼三件墨迹，为合勒一碑之史藏——这份心思，或许算不上磊落，却也“功”不可没。

卧碑即在，文脉永存。没有蓬莱士人爱苏之意，缺少史全叔的“假公济私”，就不会有卧碑、旧拓及重勒等机会。登州也便无缘保存苏轼墨宝。即使史公蹭了苏轼的流量，苏轼“卧碑”仍然瑕不掩瑜，难夺其帜。

显然，登州古代文艺评论的高地，是由苏轼吴道子画跋奠基的，不是史全叔或哪代官员、刻工所能替代。苏碑领验书风，坡书体味精魂。人们或许看到卧碑自身，只有宽度和厚度，可别忘了，是“与天相际”的蓬莱丹崖，使其高耸入云。只有置身蓬莱阁，才能让人登高望远，领悟苏碑的坚若金刚，感受苏文的势如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