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之名,何“土”之有

2026年10月01日

张广育 撰文/供图

“烟台”之名源于明朝初年奇山所北山(即现烟台山)之巅的烟墩。它当时叫“熨斗墩”,是奇山所所属四墩之一。其它三个是现顶墩、埠东墩、木作墩。《大明会典》记载有规定:“烟墩并看守堠夫,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简单地说,烟墩就是个最普通的用以传达敌情的军事设施。

清朝初年,裁撤卫所,当时福山县境内的十五座烟墩(包括奇山所的四墩)全部废弃,丧失军事功能。此后,除熨斗墩外,其余诸墩均在西风残照中逐渐化作一堆堆残砖碎石。只有熨斗墩,先是一个华丽转身,迅即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游览首选;不久就被文人墨客赐以雅名“烟台”,并载于典册之中,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地标。后来的“烟台街”“烟台”商埠乃至“烟台山”,均由它而得名。

如今在当年烟墩旧址竖起了高6.5米的仿古烽火台。它青灰砖体,古意盎然。西邻现代风格的灯塔,通体纯白。它们在山巅并肩而立,用简约的淡墨轻彩勾勒出六百年的历史沧桑。

这是一个文化诠释语境下的毛毛虫化蝶的故事。它的开头十分寒酸,不是滕王阁,不是鹳雀楼,难登大雅之堂。但它的演化却极具文化内涵。

民国版《福山县志稿》这样描绘它的由来:“古无烟台之名……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土人因呼之曰烟台。”这话本身就没交代明白,在哪里设墩台狼烟,又呼哪里“曰烟台”。不过其含义却很清楚,是说“烟台”是土人对狼烟墩台的简化;既土且简,跟文化完全不搭界。这种说法主导了此后百年当地的主流舆论。如果从表层的俗语发生的常识出发,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实际却禁不住史实和文化层面的双重推敲。

首先看史实。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随着奇山所裁撤,熨斗墩失去军事功能。康熙十二年(1673)《福山县志》地舆图就将熨斗墩标为“烟台”,“福山八景”中有“烟台海市”。这就清楚地表明:它的改名是紧跟着失去军事功能,并成为游览胜地之后发生的。在被官方确认为“福山八景”之一并载入县志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符合“四言景联”规范的新名称。康熙版《福山县志》由知县罗博主修,萧文蔚是重要纂修者,而且萧文蔚顺治年间即已中举,他又著有“烟台海市”诗。据此推断,“烟台”之名很可能成于这些文人之手,至少也是由他们在修志过程中确定下来的。这是一个“雅化”过程,而绝不是“土化”。

再看其文化因素及文化意蕴。

康熙版《福山县志》和乾隆版《福山县志》载有多篇当地文人墨客歌咏“烟台”的诗篇。现举其要:

萧文蔚(顺治年间举人),他登“烟台”,北望之罘,观海市,作七绝《烟台海市》:“阳主祠东见海市,红楼十二烟中紫。莫从烟际忆君房(君房指徐福),纵有船归人不是。”

谢乃实(康熙年间进士),他登“烟台”,见海市于烟霏掩映之间,有如梦似幻之感,作七律《烟台海市》:“东风闲上海边台,台上烟霏久不开。……对久翻疑台亦幻,不须航海问蓬莱。”

萧劼(康熙后期进士,乾隆版《福山县志》纂修者),多次登顶“烟台”赋诗。先是登“烟台”,北望之罘,作七律《之罘古迹》:“汪洋海畔拥之罘,北望岿然罕与俦……”后来又登“烟台”,作五言古诗《眺烟台海市》:“登高临海上,一望郁云烟。……依稀如画里,掩映入台前。”

细品这些诗句,可以发现,这个普通的砖台,就像“幽州台”“超然台”那样,被当地文人用来登高望远,聊抒情怀。古代文人向有登高赋诗的情结,此台虽出身寒微,但它在海边足够高,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足以穷“千里目”。《大明会典》记载:烟墩“高五丈有奇”。明制一丈约3.2米,烟墩高度应超过16米。熨斗墩与此不会有大的差异。我们看1860年法国人所作烟台山实景铜版画可知,熨斗墩高度约为烟台山的三分之一,即15米左右。想象一下,那时候登上海边山巅如此高大的台顶,会有怎样的惊心动魄之感!“烟台”之名,何“土”之有?

文人们在高台之顶看到海市奇景,看到横空出世的之罘,而且满眼都是化不开的烟云,烟霏,紫气,“依稀如画里,掩映入台前”;不由得产生身在幻中,如游蓬莱的感觉。我想,这时候他们定会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虔州八境图》之七“郁孤台”:“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苏东坡作此诗时身处密州(今诸城),离之罘并不远。他咏的是虔州(今江西赣州)章水边上的郁孤台,其意境却酷似萧文蔚等人脚下的墩台。巧的是诗的首句“烟云缥缈郁孤台”,其首尾两字恰为“烟台”;似乎苏公当年就暗藏机锋,给几百年后的文人们一声棒喝:此台就叫烟台!

回到语言演化的常识。说“烟台”是土人对“狼烟墩台”的简化,其逻辑起点就站不住。“狼烟墩台”从来就不是民间语汇,它最早出现于晚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他说:“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狼粪烟之语,想当然也!)唐代以后古人文集中也只是偶见“狼烟墩台”。而民间则一直呼之为“烽火台”。

官方典籍中最正式的名称是“烟墩”(见“大明会典”)。康熙版《福山县志》把“墩”换成“台”,墩台变成烟台,非常自然。因此,这不是土语的简化,而是官方语言的雅化。

“烟台烟台,烟雨楼台!”朗朗上口,诗意盎然! 它优美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意蕴,再加上文人墨客的雅化,使它由一个原始模样的粗砺砖台,演化为一个近代城市的文化地标,并成为这个城市的名称之源。这是一个毛毛虫化蝶的传奇故事,或者说得文雅点,这叫“丑小鸭和白天鹅”。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晚清开始,福建商帮就是烟台重要的南方商帮之一,两地之间长期存在人员往来、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州的“烟台山”是否受到烟台这一地名及其文化意象的影响?现有史料还不足以给出确定答案,但从时间先后、名称演化方式以及两地的交流背景来看,这种影响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