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前几天我翻腾一个旧书箱，那箱子跟了我快四十年了，木头边角都磨得发亮。翻开盖子，一股陈年的纸墨味儿扑上来，底下整整齐齐码着一沓信，用红塑料绳捆着。我解开绳子，数了数，一共二十六封，全是孙老师写给我的。旁边还有一小捆，是我当年写给他的回信，那是孙老师去世以后，师母专门寄回来的。

我今年七十有三了，眼睛花了，得凑到窗户底下才看得清那些蓝黑钢笔字。一封一封读过去，孙老师的笔迹从早年的刚劲有力，慢慢变得有些颤抖，最后几封信，字都歪歪扭扭的，像秋风里的树叶。读着读着，眼眶就热了。我对自己说，这回得写一篇像样的文章，好好怀念一下孙老师。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八岁，从内蒙古大草原跑到厦门大学读书，念的是计统专业。全班数我年纪小，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孙老师是班主任，四十多岁，中等个儿，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悠悠的，带着点东北口音。他看我年纪小，离家又远，平时就格外多照看我几分。

我真正觉得孙老师把我当女儿看，是因为冰激凌。那时候厦门满大街都是卖冰棍的，三分钱一根，白糖水冻的，咬一口嘎嘣脆。可冰激凌金贵，奶制品紧张，得凭票供应，师母在食品厂上班，偶尔能分到一小盒。每次分到了，孙老师就打发他女儿，比我小几岁的一个圆脸姑娘，噔噔噔跑下楼，在我们女生宿舍门口喊：“张凤英姐姐，我爸叫你去家里一趟!”我头一回听见，还以为班里出啥事了，急急忙忙跑上去。推开门，孙老师坐在藤椅里，面前小桌上摆着一只白瓷碗，碗里是淡黄色的冰激凌，已经开始化了，碗边沁出一圈水珠。他笑眯眯地指指椅子：“坐，赶紧吃，别让它化了。”我端着碗，拿小勺舀了一口，又甜又凉，奶味儿浓得化不开。我嘴里说着谢谢，鼻子却有点酸。孙老师就那么看着我吃，眼角挤出一堆细细的皱纹，那眼神，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父亲还在世的时候，领着我下馆子吃羊肉泡馍，也是这么个眼神，好像我吃得香，比他自己吃还高兴。从那以后，我心里有啥悄悄话，都愿意跟孙老师说。有时候是功课上的难处，有时候是想家了，有时候就是女孩子那点说不出口的小心思。孙老师从不嫌烦，听完了，总说一句：“慢慢来，不急。”

毕业分配那会儿，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觉得年轻人就该去最艰苦的地方。我跟孙老师说：“我想去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他没接我的话茬，摘下眼镜擦了擦，慢悠悠地问：“你调查研究过哪里最需要你吗？”我一愣，摇摇头。他又说：“你们是化工部委托培养的，人家出了钱供你们读书，你说走就走？要我说，你就写‘服从祖国分配’。”我立刻就明白了，老师是在点我，做人得讲信用，得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于是，我就在志愿表上规规矩矩写了那六个字。

后来，我分到了河南伏牛山里的一处胶片厂。那地方真是山沟沟，进厂得先坐火车到洛阳，再换长途汽车颠四五个钟头，一路上全是盘山道，窗外悬崖峭壁。工厂是保密的，连个正式名字都不让对外说。可我一点儿没觉得苦，反倒挺踏实，就是有一件事揪心——厂子年年亏损，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我心里急，就给孙老师写了封信，把厂里的生产、销售、库存那些事儿唠唠叨叨说了一堆。孙老师回信写了好几页纸，他原来在省计委干过，懂经济，给我出了不少主意，特别提到“投入产出法”，说你们几个厦大毕业的，别把学的本事荒废了，凑一块儿琢磨琢磨。

我一看信，赶紧联系同在厂里的几个同学——一个在计划科的、一个在财务处的、一个在销售处的，还有一个在人事科。我们五个找了个星期天，躲在单身宿舍里，把厂里的账算了一整天。后来，我们鼓足勇气，在生产调度会上提了一套扭亏方案，从调整产品结构到开拓南方市场，一条一条说得明明白白。厂长听了半信半疑，但也没别的办法，就让我们试试。那一年，全厂上下真拼了，技术人员吃住在车间，销售员拎着样品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年底一算账，竟然真的扭亏为盈了。庆功会上，厂长点名表扬我们几个大学生，我坐在底下，心里第一个想的就是孙老师。当晚我就给他写了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孙老师回信只有短短几行，但我能看出他很高兴，因为那个“好”字的最后一笔，拖得老长。

在厂里待了几年，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小伙子。他是技术员，不爱说话，但干活认真。恋爱那会儿，我心里没底，又写信给孙老师。孙老师回信问得细，对方什么家庭出身，脾气怎么样，工作上有没有上进心，对父母孝不孝顺。他在信里写：“婚姻是人生大事，既要志同道合，也要彼此包容。你性子急，他若是个慢性子，未必是坏事，刚好互补。”我看了忍不住笑，孙老师真是把我琢磨透了。我们结婚时，孙老师寄来一封信，附带着一对英雄钢笔，笔杆上刻着“百年好合”四个小字。那对钢笔,我现在还收在抽屉里，虽然早就不用了，但隔段时间就拿出来擦擦灰。

后来我怀孕了，头一胎，啥也不懂，又慌又喜，照例写信问老师。孙老师的回信里说：“教育孩子，以身作则比说教管用。耐心比权威重要一百倍。”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两个孩子，从小没挨过打，犯了错我就蹲下来跟他们平视着说话，效果比板着脸训斥好得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调到了烟台的一所高校教书。第一次站讲台的前一夜，我紧张得睡不着，爬起来给孙老师写了封信，问怎么才能当个好老师。孙老师的回信我至今能背出来：“教书育人，重在用心。知识可以传授，但品格需要熏陶。你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那封信的信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处都快断了，可墨迹还是蓝黑蓝黑的，像昨天才写的。

孙老师退休以后，有一年带着师母专程来烟台看我。那时候他头发全白了，背也弯了些，但精神很好。我们坐在我家阳台上，泡了一壶铁观音，海风吹过来，他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海，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水。”我给他讲我这些年的经历，讲我上课怎么把枯燥的统计课讲得有趣，讲学生给我起的外号。他听着，时不时点头，最后说：“看着你成长，是我教书生涯里最欣慰的事。”夕阳正好照在他的脸上，那一刻，我恍惚又回到了厦门的那个下午，他看着我吃冰激凌的样子。

孙老师晚年，我隔三岔五打电话过去。他耳朵有点背了，我得大声喊，可他每次都要问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的身体，最后永远是一句：“注意身体，别太累。”他去世前一个月，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字迹歪得厉害，信很短：“人生短暂，要活得有价值。你做得很好，我放心了。”那是我收到的最短的一封信，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封。

孙老师这一辈子，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二十六封信，加上一辈子没断过的牵挂，这些在我看来是无价的。我在讲台上站了二十五年，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每当我对着台下年轻的面孔，我就会想起孙老师看我的眼神。教育是什么？就是一颗心暖着另一颗心，一个魂儿叫醒另一个魂儿。等哪天我到那边见着孙老师了，我可以挺起胸脯跟他说：“老师，您教我的，我都传下去了。我没给您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