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忠

一

我的小学老师中有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叫刘同英。她一米六的个头，一身朴素的装束，说话声音温柔可亲，从不打骂学生。我小学前三年荒废了，到了四年级，刘老师开始教我们，我的成绩才一天天地好起来。到了五年级的年终考试，我竟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由此，在小学的老师中，我对刘老师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

小学毕业后，我很少再见到刘老师。之前她一直生活在村子里，前几年才跟女儿住到了烟台，当时我也正好在烟台照顾孙子。去年教师节之前，我带着妻子和孙子一起去看望了刘老师。

久未相见，青丝已经花白，可那张永远漾着微笑的脸庞依旧如故。刘老师紧紧拉着我的手，热情地招呼我在沙发上落座，又递水果又递糖，中午还留我们在她那里吃饭。孙子太小，在屋里到处乱跑，动这儿动那儿，刘老师的脸却像笑开了一朵花儿似的，口里连连说着“没事，小孩子就是要这样才是。”那天，我把自己作的一首词《临江仙·榆山忆赠恩师刘同英先生》，请朋友写成书法装裱好送给刘老师。刘老师让女儿女婿打开，我们一边读词，一边回忆着五十年前的往事。词中有这么几句：榆山小河春汛涨，柳荫书声曾闻。独执教鞭铸梦魂，拓荒种薯黍，负薪暖寒门。

读到“拓荒种薯黍”，我们就说起了当年刘老师带我们开荒种田之事。我不记得我们学校其他班级是否开过荒种过地，我想开荒之事应该是刘老师的创举吧！

那年春天，我们扛着镐头、铁锨，跟着刘老师来到村西的一片荒山，每人选一块地方开荒。开荒不是个简单的事，那地方荆棘丛生，多年没人开垦，再加上春旱，一镐头下去，根本刨不起多少泥土。那时，我们才十一二岁，力气小，干一会儿就累得瘫坐在地上。刘老师见状在一旁给我们鼓劲打气。几天下来，终于有了田地的模样。地里种什么由我们自己决定，有的种玉米，有的种黄豆，我则种了红薯。

那一年天旱，再加上我们选的地方在一片树林间，见不到多少太阳，所以没收成多少。其实收成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学种庄稼。晚上，妈妈把我种的红薯煮给我们吃。吃着自己种的红薯心里美滋滋的，可甜了。后来，刘老师让我们把开荒种地的过程写下来。以前我写作文打怵，总不知道怎么下笔，那一次的作文我写得很充实，还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

二

我们学校在村西头的一个院落里，南面八间房子，北面八间房子，西面也是八间，东边有一敞开的大门，两侧是一人高的院墙。院内东西两侧并排两棵老柳树，大门口两边各有一棵。这四棵老柳树要两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过来。到了夏天，老柳树遮天蔽日，几乎覆盖了整个校园。刘老师带领我们在树下做丢手绢的游戏，在树下“跳方”，老柳树垂下的枝条拂着人的脸，很有点诗意。

那时，乡村里教师缺乏。有一个时期，刘老师一个人要教四、五两个年级的复式班，而且语文、数学、音乐、体育都是她一个人教。她教完五年级回头再教我们，教完了语文再教数学。后来，参加工作后我也曾教过几年学，知道教学的艰辛，真不知道当年刘老师一个人是怎么撑过来的。一开始我们在四年级，非常有趣的是她教五年级的课文，等他们学会了，我们也背上来了。到了五年级，学校又增加了新的老师，刘老师才只教我们一个班。

刘老师上课不囿于课本。20世纪70年代，除了课本，我们几乎没有课外书可读，到了1976年前后，手抄本破案小说开始流行。也不知道刘老师从哪里借来了两本手抄本小说，一本是《一双绣花鞋》，一本是《绿色尸体》，她常常利用课间时间读给我们听。一听要给我们读小说，可乐坏了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每天都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刘老师平时讲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讲故事时她也声情并茂，老揪着我们的心走。读到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她会故意放慢语速，接着又突然加快节奏，全班同学都屏住呼吸，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老师高高低低、绘声绘色地讲述。

如今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些惊悚情节至今记忆犹新。有时我想，后来我之所以喜欢写点东西，与当初刘老师课外阅读的引导有很大关系。

那时，学校条件简陋。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桌子就是两边用砖块或泥块垫起来，上面铺一块木板，四五个人挤在一块木板上上课。凳子是矮矮的长板凳，能坐好几个人。教室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扫地前要先把地上洒上水，要不一扫起来满屋尘土飞扬。到了四、五年级条件好些，我们用上了新课桌。可教室却还是已有很多年岁的旧屋，共有四间，其中三间用作教室，最后面一间被一道厚厚的泥墙隔开，里面堆放着我们冬天生炉子用的松木。

这些松木是刘老师带我们去村前的榆山上砍的。砍树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榆山离村五六里地，看着不是很远，一路上却要上塂下坡，道路坑坑洼洼的。男同学每人推一辆独轮小推车，早晨出发，自带午饭，到傍晚才能赶回。刘老师虽是个女同志，可砍树、推车样样行。她教我们砍树要从坡上砍，让树往山下倒。推车，她教我们要俯下身子弯下腰，一鼓作气才能爬上坡。到了最陡的“五岔口”大塂，她把我们的车头系上绳子，一辆一辆帮我们拉上坡。木头到了学校，还要用剁刀、斧头劈成短条，刚好可以放进炉子里。那个盛木头的小屋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屋木材。由于多年失修，与教室隔开的墙壁已经松动，甚至我们用手推它一下，它便会来回颤动。装上木头，被满屋的木头一撑，墙壁就有些倾斜。这些我们都没在意。

谁料有一天，那堵墙壁突然“轰”的一声倒了。当时正好是课间，我们都在院子里活动。听到声响，我们跑回教室，看到满屋泥尘滚滚。还没等尘土散去，刘老师就匆匆赶来，当时也不知道屋里有没有人，她一边喊班长集合清点人数，一边在坍塌下的废墟中搜寻。万幸，我们都安然无事。

三

到了五年级，已经是70年代后期，高考恢复，县乡及学校各级都开始重视教育，经常组织一些数学竞赛之类的活动。

有一年“六一”前，我们学校所在的那个片儿十几个村的小学要举办一次数学竞赛。我和另一名同学被刘老师选中参加竞赛。刘老师对我俩寄予厚望。课间，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刘老师单独在教室里给我们加班补课。放学后，再留下辅导一阵子。其实，那时候她家里事也不少，她的女儿还小，回家她还要做饭、照顾孩子。但为了给我们补课，她把女儿交给婆婆，一直坚持给我们补课到比赛的前一天。那次竞赛，虽然成绩不太理想，可是刘老师天天为我们补课的身影却深深地刻在我们心里，至今难忘。

那时，我家里刚买了一辆自行车。在农村，自行车还不普及，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有了自行车，我就开始学骑车。可人太小，还够不到座位。我就让父亲在后车座上绑根木棍，腿伸在车大梁下面，歪着身子学会了骑车。有一天，我们班的水舀子坏了，需要去离我们村七八里路的水头供销社买。老师在班上一说，我们几个会骑车的都举手想去为班里买。我举手说那条路我最熟，去姥姥家都要走那条路，我知道供销社在哪里。没想到刘老师果真选择了我，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去水头，走沿河的路又平又近，可那年夏天发大水，路不通。我就从南面翻山骑车而去。路比原来远了许多，也难走了许多，可我却斜歪着身子蹬得浑身是劲。遗憾的是供销社没有轻便的铝制舀子，只有又大又沉又不好看的洋白铁舀子。我想不论什么样，买回来再说，总不能白跑一趟。回来以后，同学们看到那笨拙的舀子都捂着嘴笑，可刘老师看了却夸奖说：“回来得挺快呀！舀子挺好，挺结实！”得到老师的表扬和肯定，我心里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