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在栖霞，有一位郝懿行的总角之交——经学家牟庭，二人可谓一生知己，以终身论学、彼此商榷的治学模式，形成胶东朴学“重实证、重目验、重民俗、重经世”的学风。出身名门的牟庭，是郝懿行最终开创“兰皋学派”的重要推手。

诤友相砺

郝懿行与牟庭的友谊，在乾嘉学界难得一见，他们“少年相知、终身相守、以学为友、以道相砺”。牟庭（1759—1832），原名廷相，字陌人、号默人，栖霞望族牟氏之后，乾嘉时期著名经史学家、文献校雠家、历算学家，学识宏博、贯通经史、兼通数理。

牟庭与郝懿行志趣、学风、治学理念高度契合，可谓天然的学术知己与治学搭档。二人的深度契合，根植于同源的乡土学风与相似的家学滋养。牟氏家族与郝氏一脉同源，皆坚守耕读传家的传统，世代藏书治学、兴教育人、淡泊功名，为后续数十年的学术切磋、思想共鸣奠定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十二岁的郝懿行因学业卓异、品行端方，优选为廪生，得以摆脱生计桎梏、专心研治经史。同年，山东学政赵佑到栖霞考察，赏识郝懿行、牟庭、牟愿相、刘曰义四人学识，誉之为“栖霞四杰”。赵佑身为乾嘉学界权威，精于经学训诂、名物考证，摒弃八股空疏浮华之弊，推崇实学实证，其品题褒扬，让郝懿行的才名从乡邑传遍齐鲁，正式跻身山东青年学坛前列，为其后续学术深耕、学界立足奠定了声誉基础。

牟庭博览群经、兼通数理，早年受学于赵佑，被誉为“山左第一秀才”。然其一生仕途困顿，仅以优贡授观城县训导，未久辞官归里，终身隐居著述，与郝懿行“安贫乐道”的人生选择高度契合。《清史列传·儒林传》将其附于郝懿行传后，载其“博通群经，兼明算术”，并特笔点明“懿行每有著述，辄与商榷”——精准概括了二人终身学术相守的关系。

这一对好友，常年聚于郝氏晒书堂、牟氏横经精舍，终日论经辩义、彻夜商榷疑难，乐此不疲。但凡遇到经义晦涩、训诂分歧、名物存疑、古音难辨之处，二人必往复诘辩，哪怕夜半拍案相争，亦坦诚相待、不存芥蒂，翌日依旧论学如故。这种“不执成见、唯实求真、辩难不止、精益求精”的学术交流模式，锤炼出二人“无征不信、实事求是、审慎思辨”的朴学核心品格。

郝懿行治学以乡土目验、方言证古、实物考据为核心特色，牟庭治学以文献贯通、数理佐证、古今互证为专长，二人治学路径互补、学术优势互融。数十年的彼此浸润、相互影响，让二人彻底摒弃乾嘉朴学空疏义理、拘泥字句、脱离实物的学术弊端，形成了文献、实物、民俗、数理四维互证的完备治学体系。

清道光五年，郝懿行病逝，牟庭含泪为其撰写《户部江南司主事郝君墓志铭》，这篇铭文精准界定了郝懿行的学术地位，也道尽了二人一生相知相砺的深厚情谊。铭文中“君少与余同学，相得甚欢。每讨论经义，竟日忘倦”一句，回溯二人少年论学的纯粹时光；“性恬淡，不慕荣利，潜心经史，覃思奥义”，精准概括了郝懿行的治学品格；而“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的学界定评，将郝懿行与乾嘉朴学巨擘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并列，足以印证其训诂成就为时人公认、学界尊崇。文末悼诗悲慨朴学家“富于著述、贫于生计”的毕生境遇，饱含知己离世的沉痛惋惜，见证了二人始于总角、贯穿一生的完整学术知己谱系。

序跋互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尚未及第入仕的郝懿行，已然完成农学专著《宝训》的写作。郝懿行的《自序》与牟庭的《弁言》，并非单纯的著作题记，而是二人针对乾嘉学术空疏之弊形成的思想共识，是胶东朴学“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治学理念的集中宣示。二文立意互补、体用相济，完整揭示出《宝训》“以农证学、以学济农、以道匡世”的深层价值。

郝懿行《宝训·自序》以胶东乡土农耕实景开篇，摒弃传统序言晦涩空泛的文风，以质朴笔墨描摹陇头犁耕、馌妇劳作、父老课雨、蚕妾采桑的四时图景，将鲜活的乡土实践置于学术核心。他直指历代农书“皆出文人悬拟揣测，批判书斋治学脱离实物、远离民生。基于对乡土实践的敬畏，他明确提出“农语为经，诸书为传”的编纂纲领，将民间老农的经验智慧置于传世典籍之上，彻底颠覆“典籍为尊、民俗为末”的治学偏见。面对“经传倒置”的质疑，他引孔子“吾不如老农”之言自证，彰显出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治学立场。

如果说郝懿行的序立足“学术本体”，解决了“农书何以立”的治学问题，那么牟庭《弁言》则解决了“实学何以用”的经世命题。牟庭跳出农学技术层面，直击乾嘉士林沉溺八股空文、空谈性命义理、多数士子“曳裾拱手，不知菽麦”的时弊。他重塑乡土实践的价值地位，将农耕认知与士人修身、治世济世紧密绑定。

序跋共识之外，牟庭对郝懿行治学精髓的提炼，更体现在其对郝氏著作的多篇评点之中。数十年学术砥砺，使牟庭成为最能洞悉郝懿行治学境界的同道知音，其中《蜂衙小记跋》与《春秋说略叙》两篇，尤为精要地概括出郝懿行“静以求实、慎以求通、器道合一、知行互证”的学术特质。

针对时人以名物虫鱼考据为细碎浅陋的世俗偏见，牟庭在《蜂衙小记跋》中予以辩驳：“昔人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余谓磊落人定不能注虫鱼耳。浩浩落落，不辨马牛，那有此静中妙悟耶？故愿与天下学静，不愿学磊落。”牟庭所言“静”，是朴学研究所必需的沉潜专一、细察审慎之功，是长期专注物象、精审文献、逐条考辨的治学定力；所谓“妙悟”，是在持续田野目验、文献互证、古今对勘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贯通与认知升华。这一论断点明郝懿行名物考据的治学底色：其学之所以精密扎实、无有空泛，正在于以沉静笃实之心扎根实物、印证典籍，在细微处求真、在实证中悟道，构筑起兰皋学派重实践、重细究、重求真的学术品格。

如果说《蜂衙小记跋》凝练了郝懿行的治学心境与实证路径，那么《春秋说略叙》中“慎而要之以通”六字，便是对其经学研究范式最精炼的知音式总结。牟庭概括其学，“慎”为朴学立身根基，即严守无征不信的底线，尊经重本、审慎考辨，不妄断、不臆说；“通”为学术升华之境，即破除汉宋门户之见、不株守旧例，贯通文理、融合理义、通达本末。

“慎”与“通”辩证统一、互为支撑，构成郝懿行成熟的治学方法论：以极致审慎的考据夯实文本根基，杜绝空疏虚妄；以通达开阔的视野打破学术壁垒，实现融会创新。正因慎、通兼备，其《春秋说略》方能跳出传统经学固守一端的门户之争，摒弃琐碎考据与空谈心性的弊病，形成“实证为基、义理为要、融通为旨”的郝氏春秋学范式，在乾嘉经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被四库馆臣、学术领袖纪昀称赞“刬（同铲）尽千秋藤葛”。牟庭以同道亲历者的学术眼光，精准提炼其治学精髓，也成为最早系统总结、肯定郝懿行学术范式的人。

从《宝训》序跋的经世共识，到《蜂衙小记跋》《春秋说略叙》的治学升华，牟庭的评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前者确立了郝懿行“扎根乡土、经世致用”的学术方向，后者提炼了其“静中求实、慎中求通”的治学方法。方向与方法兼备，体用相济，这正是郝懿行能够在乾嘉朴学中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也是牟庭作为学术知音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双向成就

郝懿行与牟庭的学术交谊，是彼此砥砺、双向滋养的治学互动。二人数十年朝夕论学、书稿商榷、思想互鉴，彼此补足治学短板、拓宽学术边界、完善治学体系，共同撑起乾嘉北方朴学的胶东支脉，奠定兰皋学派的区域学术正统。

在长期学术互动中，牟庭精深的文献思辨、严谨的逻辑考证与数理素养，持续修正、打磨郝懿行的朴学体系，弥补其纯粹田野实证之外的文献贯通与义理辨析短板。

郝懿行撰作《尔雅义疏》考辨草木虫鱼、古训名物之际，常把初稿请乡里的牟庭商榷订正。牟庭熟稔胶东方言民俗、乡土实物与文献脉络，以乡土实证与文献逻辑补正郝说，书中大量“陌人曰”“牟廷相说”的标注，是二人学术辩难、彼此完善最直接、最典型的文本见证。诸多存疑的名物训诂、文献脱漏、音义通转问题，皆经由二人往复讨论、多重佐证，最终勘定讹误、完善结论，形成“质疑—考证—核验—定论”的严谨治学链条，充分体现兰皋学派平等求真、实证为先的学风。

与此同时，郝懿行扎根田野、目验实物、以俗证古、知行合一的实证路径，也深刻重塑了牟庭的治学取向，使其突破纯粹书斋文献考据的局限，形成“文献贯通+田野实证+方言佐证”的融通治学范式。

牟庭毕生所著《诗切》《同文尚书》，皆秉持实证求真、不囿门户的治学理念，摒弃汉宋壁垒、不盲从清代权威定论，兼顾文献考辨与乡土物证、方言佐证，与郝懿行“无征不信、贴合实事”的朴学精神高度契合，成就其清代《尚书》学、《诗经》学领域的卓绝地位。

中年后，二人境遇殊途、南北相隔，郝懿行宦游京师、深耕著述，牟庭隐居乡里、闭门研经。然而，空间距离并未割裂思想共鸣，二人始终以书稿为媒、文字为桥，隔空辩难、彼此修正。二人以一生交谊践行乾嘉朴学“丽泽相益、求真固本、以学传薪”的治学理想，不仅助力郝懿行完成从乡土自学到学界大家的学术蜕变，构建起知行合一、融通务实的北方朴学范式，更共同凝练出胶东朴学“实证为根、思辨为魂、经世为旨、融通为境”的核心特质，稳固了兰皋学派的学术地位，为乾嘉朴学南北均衡发展、清代北方实学的传承兴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范式与文脉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