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苏轼仕途知八州，大多留不下“几年某州”的名号如“五载杭州”“两年密州”之类。唯独“五日登州”，古今流传，学界几乎无人不晓。

可苏轼的“登州时间”，岂是“五日”这般短促轻巧？这是本埠文史研究者爱较真、读者也最上心的一桩公案，由“五日”二字牵出一长串问号，笔者且把苏轼“登州时间”一层一层掰开来说。

苏轼在登州任职几日？

“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这句话恐怕是本埠流传最久也最接近实情的苏轼“登州时间”，像个标准答案。

北宋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抵登州任”。（《苏轼年谱》卷二十四）他在《登州谢上表》里写得清楚：“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讫者。”（《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以下简称《校注》）

这个不是任命日，而是他的到任日。宋人做官，任命与上任之间，时间差往往很大。苏轼这趟江海之旅，朝廷五月初六任命，他十月十五踏进登州州衙，中间隔了整整五个月。

苏轼到任，是事实上正式履职的时间，“十五日，进谢上表，上谢两府启”“十七日，与枢密启，与司马光启”。（《苏轼年谱》卷二十四）北宋州官到任：交割牌印、批书印纸，入厅总领通判以下僚属，然后正式治事。苏轼那天站在登州州衙上，面对陌生而神往的仙境，也许会想到，这地方可能只是自己仕途复起路上的一处驿站。

果然，“（十月）二十日，以礼部郎中召还。”（《苏轼年谱》卷二十四）毫无征兆，却也不意外。从正式到任算起，他只有五天的履职时间。按常规，宋代官员接到新令，一般“闻命即行”，不必等继任者到场；只需交割牌印、职事，经印纸批书记录在案，即可启程。

十月二十日，苏轼实际上已失去继续坐堂的资格。回头望那五天，是事实上的知登州时间。人说“五日知州”，不夸张也非客气。

何时任命？何时启程？

这个“五日知州”，根子还得从元丰八年说起。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旧党人物陆续召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六：“戊戌（初六），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此时，端午节刚过去。

苏轼的任命文书，由朝廷签发经有司（按元丰官制，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官告院）出具告命，再由进奏院交发。

告命从汴京发出，走迢迢驿路，到常州受命者手里，路上要走一个多月。苏轼真正接到此告命，已是六月：“本月，告下，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四）

苏轼在常州居住，本已买田宜兴，打算终老。告命一到，打乱了他的田园梦，然而有实职、俸禄，恢复到先前知州的官位。人生有些路口，看似被外力推着走，实际上也在重新选择自己的位置。

端午后知登州，即五月初六任职，是苏轼“登州时间”的又一标识。这像是个网络梗，《烟台晚报》开设东坡知登州专栏，正是从这个法定登州时间开始写起的。

苏轼接命后，收拾行装、安排家小、辞别旧地，向新任治所出发。据《苏轼年谱》卷二十四，直到七月“下旬，自常州赴登”（《与滕达道》第五十简云“计不过七月中下旬行”）。他一家老少，乘车马、舟楫，从常州启程。沿运河、淮水、傍海路走，一日不过数十里——过润州、扬州、楚州，沿海州北行，入密州境，十月十五才到达登州。

这一路，他跋山涉水，走了三个月。

朝廷新任命何时发出？

在赶往登州途中，朝廷的新官帽又向他飞来。“九月己酉（十八日），苏轼以朝奉郎除礼部郎中”（《苏轼年谱》卷二十四）。礼部郎中掌贰尚书、侍郎，参领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之事，朝廷清要之职。相较知登州，差遣由外郡入典中枢，清望更优；寄禄官朝奉郎之阶则未动。

苏轼知登州，确是召回京师前的过渡差遣。然而，苏轼对此却毫不知情，他正走在路上，对着江水、海风发愁。至十月十五，他仍以知登州身份到任。

九月十八的新命，意味着朝廷已对苏轼的登州差遣，作出替换决定；但在告命送达他本人之前，他到任视事的行为，在法律与实务上，均有效——他这五天，是带着“知州”的实际权责办事的。

他十月二十接到新命时，才知朝廷早在九月十八已有新任命。五日到任登州，是旧差遣状态的尾巴——“已被朝廷决定终止、但尚未完成替罢程序”。这是当时的实情，他深知自己这个知州，未及施政，便已改官。此非他的初衷，也是无能为力之事。

这是苏轼“登州时间”，极富戏剧性的部分。

到底何时离开登州？

苏轼离开登州，这个时间点颇缠人。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四只写“别登州，至莱州”，未明确日期。

清代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十四云：“十一月二日，与过游延洪院，舍佛心鉴，作偈，以诗留别登州人士，遂行；过莱州，雪后望海上三山，作诗。”只是这个十一月二日，只是苏轼游延洪禅院的系日，并非留别登州之日。

据《苏轼年谱》（卷二十四）：“（十一月七日）……论吴道玄（道子）书赠史全叔。”这是苏轼当时仍居登州的关键记载。南宋傅藻《东坡纪年录》亦记：“元丰八年十一月七日，书吴道子画后，是月到京供礼部职。”（傅藻《东坡纪年录》）

苏轼《过莱州雪后望三山》诗中有“我行适冬仲”，又有“薄雪收浮埃”“黄昏风絮定”之句。大雪初霁，风定雪歇，夜半云开见扶桑。这物候与“适冬仲”互证，说明他过莱州时，正值仲冬雪后。

有学者据“冬仲”与雪霁物候，认为苏轼启程迟至十一月中旬；实际上，十一月上旬最后几日，亦可对应。两说都在仲冬范围之内，尚无确证可推翻。

持十一月中旬说，还有另一个依据。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把《与滕达道》尺牍第五十八、六十两简系于苏轼“以下俱登州”条目。第五十八简说：“某感时疫，卧疾逾月。”据此推算：十月十五到登，卧疾逾月，至少到十一月十五日。第六十简又说：“月中前，急足远寄。必已收得。”此简与五十七简“鳆鱼三百枚”，前后呼应，这样推断，离登州在十一月中旬后。

但《校注》编者，否定了孔凡礼的系年，考证以上两简为元丰六年（1083）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并非登州时期。

综上，苏轼十一月离开登州，没有疑义，准确日子有待继续考证。

在登州待了多长时间？

苏轼在登州，到底住了多少天呢？首先，要搞明白元丰八年十月的大小月，其晦日又是哪一天。据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所录宋朝朔闰表，元丰八年十月是小月，晦日为二十九日。因此，苏轼自十月十五至十一月七日，居登州时间至少为二十二天。而不是习惯意义上，把晦日当作三十日，多计算一天。

十月晦日为二十九既定，苏轼在蓬莱系日便有了准确解读。如“晦日，登蓬莱阁，记所见。”“同日，书《登州海市》诗赠史全叔。”（《苏轼年谱》卷二十四）其日正是十月二十九日，而非三十日。

那么，苏轼即便离开，难道与登州就没有关系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莫嫌五日匆匆守，归去先传《乐职》诗”。（《留别登州举人》）说明，他的知登州职务，虽早于九月十八日改其差遣，实际执政到十月二十日，他却始终没有把自己当外人。理由很简单：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在返京途中，仍在写与登州密切相关的奏状。“十二月初，上状议登州水军，乞罢登莱榷盐”（《苏轼年谱》卷二十四）：说盐法害民，乞罢官盐；诉海防不可废，水军不可撤。

人已离开登州，笔还在为登州说话。这能算与登州无关吗？苏轼“一诗二状三美四至”，是他留给登州的民生政绩和政治遗产。他人在途中，心里放不下的，仍是小民大节、家国情怀，比“五日知州”四个字沉得多。

苏轼抵京后，十二月十八日除起居舍人，有《辞免起居舍人第一状》佐证。至今苏轼抵京的时间，却有两说。

一为“上旬末”说。元丰八年十二月“上旬末，抵京师”。依据是“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苏轼文集》卷六十）“知抵京师约为本月上旬之末”。（《苏轼年谱》卷二十四）

二为“十二月初”说。《辞免中书舍人状》云：“到省半月，而擢为右史”。“右史即起居舍人。由是可知苏轼自登州抵京当在十二月初”。（《校注》文集二三）

由此可以推算，苏轼从登州赴京的路程是一个月左右。

把这条时间线拉直了看，苏轼的“登州时间”清晰明了。

元丰八年（1085）五月六日，朝廷任命苏轼知登州；苏轼六月接到任命，七月下旬启程，十月十五日到任，任职至十月二十日。离开登州的时间在十一月七日之后，十二月初抵京任新职。

可以这样说，“五日知州”是苏轼独有的登州时间。苏轼与登州产生直接关系的时间，则是从五月初六至十二月初，跨越八个月份。

五日知州，对苏轼的一生仕宦不过是一朵小浪花，但对其政治生涯却是个分水岭。登州福地，是苏轼东山再起的起点。

笔者写到这里，又想到《苏轼年谱》和《校注》史料中的时间“打架”，不由感慨对于千年第一文豪苏东坡的研究，是无止境的。

苏轼的“登州时间”惹人关注，在登州人看来，他那天整装、驾车、动身，沿登莱官道往汴京方向而去，只是为了给登州百姓办更大的事儿。人虽已离开，但留下的脚印、身影、气息仍留在登州田间、灶户，其精神、气质、风貌仍刻在蓬莱阁的石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