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远佳

七月盛夏，树静蝉鸣。我在大学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为即将到来的俄语考试冲刺。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我瞥见是弟弟的名字。

“姐姐，爷爷走了。”信息后面跟着三个大哭的表情。我一惊，爷爷身体一直很健康，怎么就走了？本就弯曲的俄文字母变得模糊，窗外的蝉鸣逐渐变得遥远……

去年，是我上大学两年来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姑姑家刚出生的小弟弟，在南方一住就是两年。我们家在烟台，而老家则在鲁西北那个在地图上要拿放大镜找半天的小村庄。爷爷耳聋得厉害，电视开到最大声也只是画面的默片。腊月二十八那天，他反复叮嘱奶奶给爸爸打电话，说一定得回老家，妮儿都上大学了，两年没见了。

下火车转汽车，在老家村口下车的时候，爷爷和三轮车已经在冷风中等了我们很久。我远远看见的是爷爷已经全白的头发，像是落在头上的雪。看到我和弟弟，爷爷流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像个孩子。那个笑我记得太清楚了，像是攒了整整两年，一下子全部倒给了我们。

那几天，爷爷的嘴就没合拢过。坐在堂屋里听我和弟弟聊学校的事，其实他一句也听不见，就盯着我们的嘴唇，偶尔点头，偶尔自顾自问一句：“在学校住得惯吗？有没有水果吃？”有时候爷爷会忽然站起来，说去外面看看什么动静，其实是偷偷抹眼泪。我看见了，假装没看见。

初三早上，爷爷起得比谁都早，等我起来的时候，爷爷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大红包，塞到我手里。红包皮是旧的，上面印着褪色的福字，边角都磨毛了。“妮儿，”他轻声说，“爷爷上年纪了，咱家的三轮车开不动没用了，把它卖了两千六百块钱，你拿着。别跟你爸妈说，留着自己买点好吃的，自己在外不能亏着自己。”

我攥着红包，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那辆三轮车我知道，车斗的绿漆掉了大半，露出褐色的锈，车把上缠着爷爷自己搓的布条防滑。春种秋收，夏天浇水打药，三轮车陪着爷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霜雨雪。

在返回烟台前一天夜里，我趁家人都睡了，悄悄把那个红包压在了爷爷抽屉的电话本下。那个电话本是爷爷常翻的，黑塑料封皮，里面夹着我们全家人的联系地址、电话还有我们的生辰八字。我在那一页放了一张纸条：“爷爷，孙女知道您疼我，但这钱我不能要。以后吧，以后您再给我什么，我都拿着。”

那时，我以为有的是以后。谁知，仅仅过去不到半年，我却没等到以后，而且再也等不来以后了。

从学校的图书馆出来，太阳很是刺眼。弟弟又发来消息：“姐姐你别难过，爷爷就是睡了一觉再没醒来，走得很安详。”我蹲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把脸深深埋进了胳膊里。

终于到了假期，我急匆匆赶回老家。推开老家的大门，一切和过年时一样，只是福字已经换成了白色的哀字。我拉开抽屉，那本电话本还在，电话本下的红包还在。我拿起红包，隔着红纸摸那些钱的棱角，和五个月前一样。我把红包攥在手里，攥了很久。堂屋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总觉得爷爷就坐在旁边那把老圈椅上，看着我，等我说一句话。

夜里，我又梦见了爷爷。梦里还是过年那几天，爷爷在老家院子里剥橘子递给我，笑着看向我。我接过来，说：“爷爷，钱我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