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历史的机遇

清初裁撤奇山所，当地奇山十三村的原居民亦农亦渔维生；海边则仅有零星的渔户和一座破败的海神庙。

转机发生在雍正年间，有闽浙海商来到此海湾（当时称之罘海湾或奇山所海湾）寻找商机。标志性事件是原有的海神庙改建成妈祖庙，妈祖保佑的是远程航海的安全。闽浙海商带来的不仅是南方的货物，他们的航海技术、装备（主要是沙船）及业绩也推动了当地的航海贸易活动。

芝罘湾因其优良的港湾条件自古就是中国北方海域重要的海运节点，但是港湾条件虽好，地域却偏僻闭塞。这种情况随着海口贸易活动的兴起而出现改变。

笔者在考察奇山所张氏宗族史时发现，乾隆初年，有个张氏大家庭，孙辈八人中有四人差不多同时外出经商。到乾隆后期，张氏开始集资修谱，进而又兴建气势恢宏的祠堂。此后张氏经商者络绎不绝，渐成风气。于是原本海边渔商杂处之地，有了本地的买卖人，他们开始学着跟逐渐增多的南方海商、还有登州府等处的外来户竞争。恰逢其时，乾隆中后期东部沿海南北洋贸易以不可遏制之势蓬勃兴起，历史的机遇终于降临这一方福地。

明清王朝对于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向来畏之若虎。康熙平定三藩后，大一统局面既成，经济渐趋恢复，民间自发的海上商贸活动再度复苏。当时康熙虽然放宽了海禁，却硬性地把南北洋割裂开来，以长江口为界，北航始于太仓刘河口，南航始于上海，互相不得逾越。这种状况延续了近百年，到乾隆中晚期情况有了改变。

首先是大运河阻塞严重，难以疏通，接着刘河口迅速淤塞，船只难以进出，北航始点不能不转到上海。小小的县城上海开始成为南北洋航运中心。南北洋贸易大网络规模空前扩大，烟台这个一向闭塞的海口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贸易网络之中。

此时还有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就是开放豆禁。大豆及其制品向来是北货南运的大宗。但多年来清廷却禁止它进入民间流通。南方需求难以满足，只能走私。到乾隆晚期终于开放豆禁，而辽东南运的豆品多经烟台转运，这对之罘海口地位的提升意义重大。开埠初期，此口岸出口总值中豆品占比竟达50%；开埠前此口岸也是江淮等地所需豆品的主要供应地。

之罘海口在南北洋贸易网络中的特殊地位在于，它是上海与渤海湾诸海口之间最重要的节点，在这里可以方便地实现商品类别、船只类型和航行海域的转换。举例说，那时北洋航船多是中型（载重200至500吨）多桅平底船，即所谓沙船，它适合近海沿岸航行。上海到辽东，要横穿渤海，沙船难以胜任，风险很大。有了之罘的转换，卸下南货（布、丝、茶、糖、瓷等），装上此地行栈早已备好的北货（各类豆品、腌制品等），调头返航，方便且高效。由辽东南下道理相同。商船辐辏，货物集散，商家和服务业集聚，于是，海口南岸西南河口附近的商集街区就出现了。

1810年（嘉庆十五年），原有的妈祖庙（在海边西南河口以东）扩建成规模恢宏的天后宫（俗称大庙）。此举由经营广裕号客栈的奇山所张氏主导，土地由他捐助，所需资金则由众商家募集。由此可见，当时本地商人已具有相当的实力。

1826年（道光六年）清廷试行漕运改海运，鼓励民间参与，规定运米八成可带货二成，并予免税。这对于南北洋贸易是极大的利好。当地著名商号“裕成号”和“公顺号”的多桅远海船队均出现于这时。从此，本地商人群体渐成为海口商贸活动的主力。

事实上的对外开放

对早期烟台（道光年间“烟台”之名正式出现于官方文献）发展更大的推动来自1843年上海的正式开放，此后上海很快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通过上海的转口而沟通国外贸易渠道，这使烟台早在1861年正式开埠前事实上已经对西方开放。（1865年东海关芝罘贸易报告说：芝罘港口对英国开放已超过5年。）有资料称，1859年烟台口岸进口英美棉织品超过100万件（2万包），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绝大部分都从上海转口而来，然后绝大部分又通过烟台口岸转运到渤海湾其它口岸。出口流程则反向而行。也就是说，通过上海的转接，烟台口岸间接地形成了事实上的对外开放。这正是早期烟台作为渤海湾最大的转运中心的特殊之处。

1859年清廷从税收的角度对烟台特别关注。当时山东各海口并未纳入国家正式税收渠道，管理混乱，偷逃税严重。而京津一带面临着英法联军在外和捻军在内的双重威胁，防务形势空前严峻。僧格林沁肩负京东防务重任，军费严重不足。为筹措军费，清廷把目光投向了山东，特别是烟台。军机处、户部、僧格林沁三家联手经办，先是责成山东巡抚崇恩整顿税务。崇恩敷衍塞责，遂被免职，任命了新巡抚文煜，并派出专任此事的钦差郭嵩焘到烟台整顿税务并设立厘局。据“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的数据，山东沿海14个口岸1859年海口税为42280两，而福山口岸（主要是烟台）为12123两，占比为28.67%。这个数字虽然不足以反映真实情况，但已足以表明烟台口岸的重要。

郭嵩焘到烟台后，深入第一线认真调查研究得到新的数据。《郭嵩焘先生年谱》咸丰九年十月十五日（农历）载：“先生至烟台后，清查出入款目，提出，谷米豆麦归地方官经理，以资津贴。凡分八大口，附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员经理。预计每岁可得税银二百余万两。烟台一口，与巡抚会商先行试办。”郭嵩焘按照他与巡抚文煜会商制定的办法，亲自操刀，在烟台口岸试行三日，竟然征得税银上万两。时值隆冬季节，属贸易淡季。按此估算，全年应该超过一百万两。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不可能实现。但是至少说明烟台口岸的潜力有多么惊人。

开埠前烟台概貌

1860年6月，英法联军侵华期间，法国侵略军六千余人在烟台登陆，以此作为进攻天津和北京的跳板。法军在烟台居留一个多月，他们的测绘人员以英国提供的在印度出版的地图为底图，现场绘制了烟台驻军图。

当时的烟台已初具市镇雏形，法军司令蒙邦托说，这里有居民一万至一万二千人。支军先生在《胶东文化撮要》中分析了烟台开埠后城市人口结构的两个特点：一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约占八成；二是码头工人和商贸服务从业者占人口的绝大比重。这是由烟台口岸的特殊性决定。海口以转运为主要功能，码头工、搬运工和舢板工就特别多；商贸和服务业除了商行、货栈外，还有客栈、车马店，以及从事货品加工的油坊、鱼行等等。依此前推，1860年的情况应大体相似。

当时烟台的管理状态很特别。行政上它属福山县东北保奇山社，小到不能再小，事实上各级行政对这样的商贸市镇非常陌生，管理上毫无章法。1859年郭嵩焘和山东巡抚文煜先后所作的调查表明，海口贸易管理和税收管理一片混乱。官吏与奸民勾结，私充行户，非法包揽把持交易活动，牟取暴利，甚至向买卖两边各收取“行用（交易费）二分（20%）”。福山县规定的税率为货值的3%（县官得七成，巡检司得两成，芝罘巡外委得一成）。但实际情况是，文武官员多在税则之外巧立名目，群倚为利。

由上述税收的分配规定判断，这里实际上成了福山县的“特区”，县官拿它当摇钱树，下面的东北保和奇山社都没有份儿。郭嵩焘离开烟台不久即发生的毁局殴绅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十月十五日（农历，下同）成立厘局，十七日郭嵩焘离开烟台，廿八日即发生暴力事件，厘局被毁，主事者萧铭卣被殴致死。奇山厅痞匪刘所等人事先曾发警告要砸厘局，厘局与巡检司合署办事，而巡检司竟然听之任之。相距仅三十里的福山也无所作为。这个所谓奇山厅不悉何物，可能就是奇山社的办事机构。原先他们可以借非法参与包揽交易活动而牟取暴利，厘局成立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要下此毒手。

郭嵩焘所创建的烟台厘局，它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整顿市场秩序。《郭嵩焘日记》载：厘局成立的前一天发布公告，“饬商民捐领牙帖”。这样厘局一成立，即可正式办理牙帖事务。所谓牙行就是交易活动中的居间经纪商，为交易双方提供信誉服务，以及价格、货物质与量、银水成色等方面的诚信保障。郭嵩焘曾找裕成、公顺等大商家了解情况。而捐领牙帖后会形成一批新的有实力的商行，其结果是市场秩序转好，促进市场繁荣。

1860年法军侵烟期间，为争取当地民众支持，法军司令蒙托邦曾找烟台富民和“道台”协商。这说明富商已经成为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社会力量。

对于城市的自然环境，所有的文字记载都充满了赞美之词。法国人尤其惊讶，说这里简直就是法兰西！但对于城市面貌的描述则差异甚大。法国军官说，小城虽偏僻，但干净，当地人健康整洁。郭显德牧师1865年由登州迁居烟台，始居南洪街东首，靠西南河。他的印象是门前土路坎坷，污水横流，对门小店骡驴成群，蚊蝇扑面。这虽然说的是开埠以后的情景，但当时服役于西南河口码头的码头工、搬运工大多会集聚于西南河沿岸，开埠前想必亦如此。应该说他们的所见都是真实的，反映了小城的不同侧面。

烟台名称的确立

像早期烟台这种在自然状态下逐渐长成的聚落，当其成形之时，如果没有官方通过行政建制正式命名，当地居民会因共同的地域认同，而约定俗成地形成新的地域名称。地域周围如果有明显的军用设施，往往会成为取名的首选，如屯、寨、台等等。海边山顶上的烽烟台早就被当地文人学士雅化为烟台（康熙年间的福山县志即将此烽烟台标为“烟台”），于是就很自然地流行起“烟台街”和“烟台”之名。

当有了民间共识之后，官方的确认随之而来。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记录烟台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4月记载：“上年有盗匪在石岛、烟台岛屿盘踞。”到咸丰年间，有许多官方文件（如奏折）涉及此地，均称之为烟台。1859年郭嵩焘到此创办厘局时所有文件、书信、谈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全将此地称为烟台。这就确定无疑地证明了那时候烟台的地名已成共识。到清末1908年，终以福山县烟台区的正式行政建制予以确认。

鸣谢：

本文成文过程中得到张景芬、曲德顺、杨潜、李风海、王国清等老师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法军驻军图由曲德顺老师提供，谨表谢意！

主要参考文献：

支军：《胶东文化撮要》

许檀：《乾隆-道光年间的北洋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杨潜：《郭嵩焘创办烟台厘局始末》

宋世民：《烟台多名共用时代背景之探析》

倪玉平：《“旧瓶”“新瓶”：清朝咸丰时的税收与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