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一

观看最近一届的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时，镜头掠过某位女选手转身挥拍的瞬间，那姿势突然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那熟悉的模样，像极了曾经的她。

那时我们在同一个厂子工作，她在纺织车间做挡车工，我在供销科。

起初我们并不相识。由于我和州是供销科里比较年轻的小伙子，正值青春躁动的年纪，经常站在办公室门口的红色廊柱下，对上下班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们评头论足。

那姑娘中等身材，约莫一米六五的个子，身段纤细修长，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像一株迎风而立的小白杨。她步履轻盈匀称，黑皮鞋跟叩在水泥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脆响，仿佛打着欢快的节拍。我很远就能听出她的脚步声。她经常穿一件墨绿色的翻领外套，衬着雪白的衬衫或高领毛衣，显得格外清爽利落。两根乌黑的长辫子随步伐摆动，衬得那张白净的瓜子脸愈发清秀，弯弯的眉毛下，一双不算大却格外有神的眼睛，笑起来露出两排贝壳似的白牙，腮边漾起浅浅的酒窝，让人看了心头一暖。

这般出众的相貌气质，在厂里自然格外惹眼。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李雪琴。想来她早该认得我——那时候跑销售确实长见识，一年里有大半年坐着火车天南海北地跑，西装穿得笔挺，领带打得齐整，在一群蓝布工装里显得扎眼。领导见了也爱拍拍我的肩膀，说声“小伙子精神”——那种被认可的感觉，让二十出头的我走路都带着风。

从此我便着了魔似的，总在她可能出现的地方悄悄张望，有时故意绕远路从她车间门口经过，有时掐准她下班时间，在厂门口假装偶遇。起初我只是远远望一眼，后来渐渐壮着胆子，借工作之由往她车间跑。她见了我，总是抿嘴一笑，嘴角的酒窝若隐若现。偶尔遇上她当班，便隔着机床点头致意，那乌黑的长辫子在白工帽下轻轻一晃，像春风拂过柳枝。

二

可惜缘分弄人，我常年在外奔波，一年有近两百天辗转于各大城市的宾馆和车站之间；而她又在车间三班倒，常常是我刚回厂，她又轮上夜班。两人就像两条平行线，很难有交集。

记得那年中秋晚会，厂里张灯结彩。我本对这些活动兴致不高，听说她要登台唱歌，便早早挤到前排。轮到她了，只见她穿着淡蓝色的确良连衣裙，辫梢系着同色发带，在灯光下格外清丽。她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嗓音如山涧泉水，清亮中带着一丝温婉。唱到动情处，她的目光扫过台下，与我四目相对时，竟微微红了脸颊。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姑娘不仅人长得俊，歌声也这般动人。

转眼到了1990年年底。那天我刚从大连出差回来，风尘仆仆拎着行李往家走，被厂长截住了。“小赵，快去礼堂，电视台来拍节目，缺人手。”厂长不由分说把我往礼堂拽。

礼堂里人头攒动，电视台的摄像机架在中央，导演正指挥排练大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揉着酸痛的腰，想找角落歇会儿，忽然在人群中瞥见李雪琴——她穿着墨绿色外套，站在女声部最前排。

说来也怪，明明礼堂挤满了人，我们却不知不觉凑到一处。她见我来了，眼睛一亮，嘴角的酒窝又悄悄浮现。“出差刚回来？”她轻声问，顺手接过我的行李袋。我们就这么站在合唱队伍最后排，像两个逃课的学生，趁着排练间隙窃窃私语。她说着厂里的新鲜事，我讲着外地见闻，时不时相视一笑。

排练到一半，她突然咳嗽起来。我连忙递上随身带的茶杯，那其实是个旧罐头瓶子，她很自然地接过，喝了几口。这平常的举动却被一位大姐看在眼里。下午正式拍摄时，我发现周围工友眼神都不对劲了，几个小伙还冲我挤眉弄眼。果然，还没下班，厂里就传开了——“销售科的小赵和车间的李姑娘好上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到晚饭时分，连食堂大婶都特意多给我舀了勺红烧肉，还意味深长地笑笑。

三

拍摄持续到夜里九点多才收工。厂区亮起昏黄的路灯，初冬的月光清冷地洒在水泥地上。我和雪琴约好送她回家——她家住在离厂几里地的村头，夜里走小路不安全。我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她。

门吱呀一声开了，雪琴站在门口，没有进来。月光从她背后照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今晚……我住厂里宿舍。”她声音轻轻的，手指绞着辫梢。我还想说什么，她却已转身离去，只留下走廊上一串急促的皮鞋声。

我独自推着自行车出厂门时，月亮正挂在光秃的柳树梢。链条咔嗒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就像我心里七上八下的疑惑。

第二天刚进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大嗓门的姚会计一见我，便压低了声，眼神里却掩不住兴奋：“小赵，昨儿个可出大事了！你那个前对象——打字室的小张把人家李姑娘堵在大厅门口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文件哗啦散了一地。

姚会计凑近半步，声音虽低，每个字却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哎哟，你是没看见，小张那嘴跟刀子似的，当着一群上下班的人，什么‘勾引别人对象’‘不要脸’，专挑最难听的说。李姑娘开始还辩解两句，后来就那么直直站着，脸白得像张纸，嘴唇咬得死死的，硬是一滴泪没掉，可那眼圈红得……看得人心都揪起来了。末了，她什么也没说，推开人群就走了。身后，小张还在骂个不停。”

我脑子嗡的一声，冲向打字室。推门动静太大，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抬头看过来。小张跷着二郎腿嗑瓜子，见了我竟咧嘴一笑，嘴角沾着片瓜子皮。“哟，大忙人怎么有空……”她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可不管怎么质问，她始终得意洋洋，最后居然哼起小曲，气得我摔门而出。

很久以后，我才从一位要好的工友那里，断断续续拼凑起那晚的全貌。原来那晚她与我约好，满心欢喜地去宿舍放东西，却在楼前被小张截住。那些尖利的话，像骤然亮起的车灯，把她的尊严在众目睽睽下照得无处遁形。她不是没想过分辩，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面对那样不堪的指责，任何话都像会被误解的辩白。

工友说，雪琴后来跑回宿舍，在黑暗中坐了许久，身子一直在抖。她不是怨我，只是忽然怕了。

四

此后，我给她写了几封信，都是亲手送的，却再没得到回复。这段短暂而刻骨铭心的感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她已和本村一个家境殷实的男孩定了亲，那时多是媒妁之言，双方年龄都小，若女方退亲就要返还彩礼，对条件不好的家庭压力很大；其次，我当时思想独立超前，在农村人眼里显得不靠谱。正如快嘴同事所言：“不是女孩看不上你，而是她们害怕你。”可想而知，在众人劝说下，她难免有顾虑。

转过年的春天，风里还夹着寒意，我从同事口中得知：因为她与我的那段传言，男方家主动登门，解除了婚约。我听到这话时，手里正端着一杯茶，却半天没送到嘴边。我想象她独自承受村人议论的样子，像那夜站在月光下一样，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里，不对任何人讲。我攥着信纸，熬了几个晚上，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终究没有寄出。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区区一封信，会把她推向更深的漩涡。

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一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再后来，厂里来了个财会专业实习的女学生，也就是我现在的爱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李雪琴再未见过一面。时光模糊了太多往事，唯独这段记忆，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瞬间。

每当听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我总在心中默默祝福她：“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