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璞

我1933年出生，1940年起在本村读完小学。当时，俺村虽然早有完小，却没有集中的公房教室和教师的宿舍及伙房，都是村里安排临时借用的，比较分散。校长和教师都是抗日民主政府派来的。

一年级读抗日课本

我们村离掖县县城十五里路，掖县城内虽然驻有日伪军，但是城外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我们在一年级上学时读两种语文（那时叫国语）课本。一种是共产党民主政府发的手工刻印腊纸印的，字迹也不太清楚，纸张也不太好，但是政治思想性强。如：第一课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课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兵攻打卢沟桥，抗日战争爆发了”。日伪课本第一课是“天亮了”三个字，配图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红太阳。第二课是“弟弟妹妹快起床”，配图两个小孩在穿衣裳。

老师只教我们读抗日民主政府发的课本。那套日伪课本只是用来应付检查的。

三年级蹲在教室躲鬼子

我读三年级的时候，教室在后街王政达老师家西邻，老师是新来的年轻男老师——翟老师。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忽然街上有人喊：“鬼子进村了！”老师让我们蹲在教室的南墙根下，他推开屋门出去了。

我们在教室内蹲了约半小时，突然有个家长来喊他儿子的名字，说“鬼子都走了，鬼子路过我村，你们快回家吧！”同学们这才四散回家。我家住在大街西头，为了安全，我不敢走大街，从后街走到村外，再从苞米地里走到大街西头，听听没什么异常我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们照常去教室上课，等到九点多钟了，翟老师还没来上课，班长就去找校长询问。校长也不知道，这就派人四处寻找。结果在校园东邻家的后夹道内找到了他。原来,当天下午翟老师情急之下越墙跳入人家后夹道内，不幸摔断了腿，自己爬不出来了，又不知外面的情形，只好在那里等待救援。老师们和几位村民合力把他从夹道内救了出来，并派人把他送回了五里以外的碾头村。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翟老师，他的情况如何我们也不知道。

四年级在树上站岗放哨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教室在村南一处民房内。教室南面再没有人家，只有一处杏树林，里面有两棵高大的刺槐。老师就派会上树的男同学轮流到树上去站岗放哨。目标是向东南烟潍路方向看着，有没有日伪军从路上下来朝我们村走来。烟潍路口距我们村大约有三里路。

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有一次日伪军从南路来我村“扫荡”，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及时通知了各班。各班都及早放了学，没有什么损失。

五六年级在转角屋上课

转角屋是怎么回事？其实它是南庙南街路西的一处小酒馆的房子，靠街的东厢屋和北屋联接在一起。东屋是五年级，北屋是六年级，隔壁有一门相通，虽然关起门来上课，但是北屋后排的学生仍然能听到东屋老师的讲课声。

转角屋院子很小，还有两间小南屋。就是这么小的场地，却是我们课间和课后的活动场所。没有课间操，没有体育课，课程也只有国语（语文）和算术（数学）。算术没有课本，单凭老师的文化水平教。

我们这帮学生很幸运，遇到了几位好老师。一个是本村的王香涛（又名王松）先生，他既教我们国语，也教我们算术，算术能教到初等代数。另一个是傅子明先生，他是东沙埠庄人，教我们国语。后来他被调到掖县中学去教语文，我也考入该校，傅老师仍然给我们讲语文课。再一位是张金声校长，他也教我们语文。后来他也调到掖县中学去教历史，还担任我们一级四班的班主任。还有一位是校长赵瑞祥老师，他比较年轻，数学语文都教，很有朝气。

花絮五则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股早读的风，冬天早晨我们得点着自备的小油灯学习。天亮了把灯放在窗台上第二天再用。

四年级的教室是五间民房，东三间做教室，西两间锁着门，房内放着许多杂物。每天早晨我们来早读的时候发现天井的土地上有许多两行的爪子印。有人说这是长虫（蛇）留下的，有人说这是蝎子留下的，弄得我们很恐惧，一个人不敢进教室门。后来谜底揭开了，原来是锁着的房内有些土鳖（也叫地鳖）晚上出来觅食，留下的一些足迹。

那个年代的儿童节也是六月一日，全区完小学生在西大原区公所所在地——西大原村的广场进行演讲比赛。广场北面有个土台子，演讲人在上面讲，评委和全区的高小学生在下面听。赵校长认为我学习好，给我写了个稿子，让我背熟了上台去讲。我背书行，演讲不行，结果没比好，感觉真丢人。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姓王的同学，仗着他爹是个什么区长，他哥在部队是个团级干部，就傲慢调皮，欺辱女生殴打男生，闹得全班不得安宁，屡教不改。真把赵校长气火了，一天他抽下门栓子，把王同学按在板凳上好一顿打。边打边说：“我宁肯犯错误不教学了，也要打你一顿给全班同学出出气。”结果是王姓同学挨了打，老老实实的，赵校长仍然当校长。

那个年代，小学也没有毕业制度，读完六年级后可以离校，也可以继续读七年级。七年级原来俗称“新六团”，八年级学生为“老六团”。一听这个称号就知道这个学生在六年级是几年啦！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