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军

我心里始终珍藏着两封家书，家书中蕴含着感人肺腑的故事。

我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那年我26岁。地震后一个多月，我和妹妹、弟弟们在原住房的废墟上搭建了简易房。一位参与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投递员”，把一封原地址写有我姓名的信交到我手上。我打开一看，竟是以我父亲的口吻，由别人代写的信。顿时，我泪流满面，呼喊着弟弟妹妹们，“爸爸还活着！”“在烟台海军407医院！”喜不自胜，我们兄妹都忍不住大哭起来。

大地震发生时，我父亲正在唐山钢铁公司经理办公室小车房值夜班，倒塌的水泥梁砸伤了他的双腿。刚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工友们，把他扒了出来。第二天随工厂的汽车转到了唐山遵化某军用机场。后来我们就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多少天，多少夜，我们一直担心父亲的安危，我们听到更多的是，转出的伤员途中不幸离世的消息。期间，我们多方打听，却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

后来我们陆续得知父亲是8月6日被抬上火车，转送到烟台的。高烧几天的父亲醒来后，第一眼看到的是戴红领章的军医们。他们连夜为父亲做了左腿截肢手术，同时竭力保住右腿，避免了危及生命的坏死，给予了老人家第二次生命。

父亲手术后，得到了优厚的照顾，稍有不适，大夫们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父亲每天都悄悄流下感恩的泪水，一个从小过着流浪生活、学徒时吃尽苦头的人，感恩党和国家对大地震灾民的救助，感恩身边的烟台军民。

我的母亲是在家中房屋倒塌中遇难的。由于父亲伤势严重，我们始终没有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那年年底，父亲还一直认为老伴儿活着，代笔信中还问这问那。开始我们也想“骗”他先回唐山再说。后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向医院党组织汇报了实情，请求部队医院的首长们给我们帮助。

半个月后，我这位新中国成立后进扫盲班，后在工作中学习文化的老父亲，写来了亲笔信。这也是我铭记心中的第二封家书。父亲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你妈妈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是医院的平政委、杨教导员和魏干事在几天中，慢慢告诉我的，我不难过，你们也不要难过。我们感谢党和国家，你们要积极抗震救灾，回报国家对灾民的恩情！”看完信，我眼睛噙满了泪水，多好的部队首长，做好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对父亲的思想工作！

1977年1月25日，父亲和唐山的重伤员们一起，离开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烟台，离开了照顾他172个昼夜的烟台军民。在烟台，父亲由于伤重截肢，大多时间都是卧床。这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没给父亲留下一点可以记忆的景色。但是烟台军民救死扶伤的精神，就像一座丰碑高高地矗立在父亲的脑海里。1992年春，父亲去世前的弥留之际，还叮嘱我们永远记住烟台军民的恩情。

1986年，在唐山抗震救灾十周年之际，烟台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我对烟台军民倾诉衷情的稿件，《烟台广播电视报》同时也做了节目报道。

1996年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之际，我走进唐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参加了“唐山-烟台”两地电台的《空中彩桥》直播，表达我们全家对烟台军民的感激之情。中国青年报《地震，最忆祖国情》专栏也刊登了我对烟台军民的敬意、感恩文章。

令我难忘的是，2006年，即唐山抗震救灾30年之际，捕捉、发现当年烟台军民救护伤员壮举的烟台日报社记者何晓波，与《唐山晚报》《烟台晚报》、水母网等新闻媒体记者一起，为我找到救治我父亲的恩人们。他们是烟台海军407医院的王恒松主任、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王月梅医生和医院的平政委等恩人们。他们还专程来唐山看望我和他们救治过的唐山伤员们。当年7月28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晚8点的《走遍中国》专题节目，还播放了对我的采访。我如实地表达了一位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气势磅礴的全民族抗震救灾的真实颂扬！

2016年，唐山抗震救灾40年，我的感恩文章又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父亲的嘱托，全家四代人的感恩心愿，我要坚持下去！

而今50年了，我珍藏在心里的两封家书，永远激励教育我要感恩党，感恩社会，感恩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