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京溪

庚子鼠年（1960年）二月初四下午，母亲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上街溜达了一遭。黄昏降临，回家待产。“嚓”的一下，奶奶点燃了一盏灯火，橘红色的光亮穿透了沉沉暗夜，屋子里亮堂起来。母亲躺在西间炕上，还没等父亲叫来接生婆，我就呱呱坠地了。

我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我的出生，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倒是给父母脸上增添了一些愁绪。那时，大人们都吃地瓜叶、谷糠等充饥，还填不饱肚子。家里又添了一张嘴，生活更加困难。我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只听父母讲，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将我送进村里的托儿所。那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每天都是地瓜干糊糊，有的孩子说啥也不吃，饿得一个劲儿地哇哇大哭，而我却喂到嘴边就吃，大口大口的，仿佛觉得很香甜。天长日久，别的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发育不良，我却长得胖乎乎的，个头比同龄孩子高出一截儿。大人们见了都说，这孩子是地瓜膘，真好喂养。无疑，地瓜成了我的救命粮，我的胃从小就留下了关于地瓜的温暖记忆。

每年收了小麦，就在麦地打垄，栽上地瓜苗。一进入雨季，黑蘑菇似的云朵，刷刷的闪电，隆隆的雷声，带来了久盼的雨水，一场接着一场。地瓜苗在湿润土地的怀抱中，肆意扎根、伸藤，撒着欢儿生长。经过两次铧锄中耕除草，地瓜藤蔓将土地遮得严严实实，不见一丝裸土。地瓜是与玉米、花生、黄豆等农作物同期生长的，地瓜藤毫无拘束，竟然爬过瓜垄缠绕到了玉米秸上。望着望着，我眼前出现了幻觉——玉米穗上长出了谷子，玉米棒顶端抽出了红缨，玉米根部结了地瓜，大大的，撑裂了泥土。呀！庄稼一种三收，打下的粮食吃也吃不完，乡下人再也不用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了。

地瓜是秋天收获最晚的杂粮。寒霜一打，满地翠绿的叶子一夜变色，黑黝黝的，此时小麦已种完，正是收获地瓜的时节。记忆最深刻的是切地瓜干。上千斤的地瓜，用平面礤床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一块一块地摆到地上晒。这时，一畦畦麦苗翠绿，一片片地瓜干雪白，将深秋初冬单调冷寂的田野，装点得有了色彩。三五天后水分蒸发耗尽，瓜干收堆，哗啦哗啦响，入囤装麻袋，收藏起来。

秋天分口粮时，生产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可以用玉米兑换地瓜，一斤换五斤。我家人口多，饭量大，分的玉米年年不够吃。于是，父母年年拿玉米换地瓜，换回的地瓜，装入地窖子，是我们家一冬的主食。

生产队收拾庄稼的时候，禁止村民到地里拾草、捡拾遗留在地里的粮食。待“清了坡”，我们不上学的时候，一大帮十几岁的孩子，纷纷扛起铁锨，挽着筐子到地里捯地瓜。时已初冬，天气寒冷，脱掉棉衣夹袄，头上冒着热汗，翻开土地到处找遗留的地瓜，一天能有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收获。回到家，挑出大个的留给人吃，剩下小的当猪饲料，奶奶欢喜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那时候在乡村，除了过年过节能吃几顿暄腾腾、白生生的馒头，秋天吃一两个月的窝窝头外，一年到头吃的不是地瓜就是地瓜干，它伴着我们一天天长大。

十八岁那年我当了兵。在家吃了十八年地瓜，脸上胖嘟嘟的，一米七三的个头，体重一百五十三斤。部队的伙食比家里好多了，天天有肉、蛋、鱼、蔬菜吃，可我们部队驻在江南，那里大米是主食，每天两顿饭吃大米，我的胃不适应，整天不消化，肚子疼。后来虽然习惯了吃大米，然而当了十三年兵后，个头一点儿没长，体重降到了一百二十一斤。

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粮食亩产达到了吨半粮，地瓜不再是人们的主食。白面馒头、大米饭、发面饼、包子、饺子、面条、油条、面鱼儿，等等食物，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天天变着花样吃。但三天两头不吃地瓜，我就会馋得慌。每次听到“烤地瓜了，烤地瓜了，香喷喷的烤地瓜，八块钱一斤，快来买喽！”我就禁不住循声而去，买上一两个烤地瓜，还没等吃进嘴里，只要闻闻味道，胃里的记忆会立刻被唤醒。我是喝地瓜干糊糊长大的。老家地瓜的味道给我的胃留下的记忆如此根深蒂固，我对那种味道终生向往。

至今，我一年四季都买地瓜，用微波炉烤着吃，上锅蒸着吃，切块儿熬小米粥、玉米面稀饭，变着花样吃就是吃不够，吃了地瓜顿觉肠胃舒坦，消化顺畅。有了地瓜的陪伴，我又恢复了胖嘟嘟的脸型，体重竟然达到了一百五十八斤，看来我还是地瓜膘，也是天生的地瓜命。我恍然明白，地瓜是我岁月的记忆，就像母亲的乳汁喂养我长大，让我在大半生的漂泊沧桑中有了些许的慰藉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