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育

一

当代几乎所有介绍芝罘岛的资料都告诉我们，岛上曾有的秦始皇刻石大约在明朝就已被沉入海底。这早已成为共识，对于烟台人来说，这似乎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永远的遗憾。

这一说法最早来自清康熙十二年（1673）《福山县志》“古迹”条目：“李斯碑 在之罘山巅。秦始皇东游，命斯勒石为纪……后因乞搨者多，乡人推之海中。碑座尚存。”

乾隆二十八年（1763）《福山县志》完整复述了上述说法。这本县志还载有清代著名学者文人慨叹刻石沉海的诗文，但他们谈到此事，却或明或暗地表露怀疑之意。清顺治十一年举人萧文蔚的古体诗“秦碑”有句：‘推入岩根随浪剥’；这与“推之海中”已有明显不同。康熙年间举人萧程俨的文章“之罘石刻记”则说：“碣归何地？或云沉之水底，或云碎而置之瓦砾，杳不可踪矣。”不论沉之水底或者置之瓦砾，他认为都只是一种说法——“或云”而已。

这里须对秦刻石的体量和形状略加说明：秦刻石准确的名称是碣。《说文》：“碣，特立之石”，本指自然状态的高耸巨石。用作“昭告于天”的刻石时须稍加平整，以便于刻字，并使略具上收下阔之状。南宋施宿《会稽志》和清阮元《山左金石志》曾分别记载会稽秦刻石和琅琊秦刻石的详细尺寸。据此粗略计算可知，它们高逾4.5米、底宽约2米、厚约0.8米，重量约15吨。想必之罘秦刻石也是如此。这样的扁方体巨石，要沉没于深海之中使之“杳不可踪”，确非易事！

清代两本福山县志的上述说法有根据吗？我们须向前查找明代文献。

二

明嘉靖十二年（1533）《山东通志》：“之罘山石刻……在府（指登州府）境之罘山上，有二，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很明显这是经现场仔细察看，并经官方确认的结果，证明当时东顶上的东观刻石和西顶（老爷顶）上的之罘刻石都在。它们正面（阳面）铭文大概已剥蚀殆尽，尚存文字应该都在背面（阴面），是秦二世诏书。余六十字者应是西顶上的之罘刻石。余十九字者应是东顶上的东观刻石，东观刻石曾遭严重破坏，背面刻字曾被整体凿去约一半。此石可能早就坍塌不堪了，所以后世说起“秦碑”，往往单指西顶上的之罘刻石。

留存至今的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福山县志》，虽已残缺，幸运的是在“之罘山”条目中尚留有如下记载：“史记，秦始皇二十九年东巡之罘，刻石而还。有李斯篆文十七字，岁久剥落。”这表明当时只剩下西顶上的之罘刻石，而且仅有十七字可辨。故东顶上的东观刻石应该是消失于1533至1600年之间。

二十年以后，明泰昌元年（1620）《登州府志》记载：“之罘山石刻……在福山县之罘山上，有二，俱李斯篆，一刻十九字，一（刻）六十字。后因摹印繁多，为民害，故亡。”这时，两块刻石都不见了。二十年前尚在的西顶上的之罘刻石，现在也消失了，它消失于1600至1620年之间（即万历后期）。

以上三件明代史料清楚地勾画出之罘秦刻石的消亡轨迹：1533年，存二，都有字；到1600年，存一，仅有17字；再到1620年，全部消失。

很清楚明代史料并没有“推之海中”的说法。显然清代福山县志的记载并无史料依据，那便可能是依据当时流行的传言。大多数从未到过之罘岛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从山顶上推石直接就沉入海底。萧文蔚到过之罘岛，所以他不信，他说只能“推入岩根”。其实推到岩根也不易，因为那是个体量约6立方米、并呈不规则扁平形的巨石。无奈三人成虎，而且传言变成了官方地方志的正规史料，不由得你不信。反正，过去我也是深信不疑。

三

现在我们再回头讨论明末之罘刻石消亡的过程。

明代后期书法热和收藏热盛行，之罘秦篆一时成为耀眼的明星，受到官民各界热捧。萧文蔚的诗句“大官乞搨常逾百，小户输钱每逾千”（上百的官员前来拓印，普通士众买张拓片得用钱超千），可见热到什么程度。在本已风化严重的石面上不计后果反复捶拓的结果，终于仅剩的十几个字也被磨平。到最后时刻，它已彻底失去利用价值。这时，还要以“摹印繁多”为它消亡之“故”，说它“为民害，故亡”，这显然是借口，是托词。

所谓“亡”，含义十分模糊，怎么亡的？砸碎了，烧崩了？还是神秘消失了？作为官府，对如此重要的文化珍品的最终结局，对上司，对百姓，都必须有个明确交待。如此巨大的刻石会突然消失，而官府对其去向竟然一无所知，只用极其含混的“故亡”二字加以应付。毫无疑问，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府志的用语“为民害，故亡”，有嫁祸于民之嫌。但如真是民众所为，官府很容易会查个水落石出，志书里也必有明确记载，而不会是含混不清、闪烁其词的“故亡”二字。而且如上所述，刻石到最后已无“摹印繁多”的问题。再说，即使摹印繁多的时候，刻石对于岛上为数不多的民众来说，难道仅仅是麻烦，而不是赚取服务费的摇钱树吗？

秦刻石中的峄山刻石，南北朝时被人为破坏。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将其推倒；到唐代被当地民众聚薪烧裂。此事被《水经注》等多种古籍记载。杜甫诗“峄山之碑野火焚”也指此事。人为的物理性的破坏定会留下痕迹，而著之史籍。不会像之罘刻石这样，神秘消失，无影无踪。

看来这背后隐藏的秘密，有可能是地方官出于某种特殊目的对其做了特殊的处置。

一种可能是当地官员出于官场应付和捞钱的目的，不加控制地任由来客捶拓刻石，造成其过度损坏。某上司有意追查，地方官为逃避责任，上下串通，令它神秘失踪。另一种可能是地方官见到刻石的残破不堪，动了恻隐之心，想为后人保留下仅余模糊字迹的碣体，而将其掩埋于某处。

我们从萧文蔚等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到，清朝文人对已消失的刻石满怀眷恋与惋惜之情。明朝的官员与文人在面对残破不堪的刻石之时，其心情自会更加热切。明代晚期，一般官员多具有雅好文物收藏、喜爱书画等文人素养。有人在最后时刻，面对遍体鳞伤、字迹剥蚀殆尽的刻石，心生怜悯，良知萌发，觉得有责任加以保护，于是合谋设计令其消失，实际是秘密深藏。这是否也是一种合理推测？

之罘刻石，魂归何处？

作者注：李风海先生为本文提供明泰昌《登州府志》，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