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桂华

作者简介

姜桂华，山东莱阳人，曾获“烟台故事”全国文学大赛三等奖等荣誉。

按语

《胶东文学》2026年第6期“文学烟台”作品，姜桂华《龙凤呈祥》，全文约11000字，此处部分节选。

作品讲述老韩一家四代传承剪纸与烧肉技艺的历程，塑造了“俺娘”“俺爹”等可歌可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品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在场感、时代感、画面感较强，竭力表现手艺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望与敬畏，在当下颇具意义。

一

挎着一个被岁月熏成黄褐色的竹篮跟在妈后面走，竹篮里一摞上下掀动的红色剪纸，像是一团火焰，烤得我脸上、心里都暖烘烘的。这样上坡下塂、挨家挨户地奔走，我真担心妈那半大的小脚会扭折。

正是年前的红火时光，春天即将到来。阳光越过山村的黑瓦屋顶，洒满半面街巷。妈穿着一身旧时光——黑绒帽、黑棉袄、黑棉裤，一路挪动，轻喘，偶尔两手扶膝站立一霎，头上冒出汗气。她每送出窗花，都会炫耀一番她十六岁的小儿子小韩——我，说这是老韩家未来剪纸事业的接班人！

不知道爹——那个脸色黢黑的大个子老韩在家会忙碌成什么样子。出家门时，他正提着一个猪头，兴高采烈地进门，差点儿和我撞个满怀。他歪戴着雷锋棉帽，闷声闷气地命令道：“早点儿回来啊，给我打个下手！”

妈轻声嗔道：“这老东西，就会趁热闹。”

送完窗花，太阳已近中天。回家时，爹正全神贯注地往一分两开的猪头上撒盐和调料，全身溢出沉醉。猪头已净白，皮下泛着红白相间的猪肉色。显然，第一道工序已经圆满完成，第二道工序正在进行。

这第二道工序就是卤肉，绝对的细活儿，不全神贯注哪行？等爹察觉到他那一向乖巧、勤快的小儿子早已不声不响地回来时，便有些懊恼地隔着白纸糊的格子窗吆喝牲口样地吼了一嗓子。

此时，我正在炕上奋力剪纸呢，为明天能拿到集上卖俩钱。

二

我的剪纸生涯从娘胎里就已开始。妈在一次剪纸时感觉到胎动，说我命里与剪纸有缘。出生后，只要看到妈剪纸，我就会立时安静下来，不管此前如何哭闹。稍微大一些，我便能拿起剪子有模有样地剪纸了，当一众大人啧啧夸我像小女孩儿一样机灵时，我傻傻地腼腆地笑。到了五六岁，别人再这么夸，我就不那么高兴了。

对于叫我学做烧肉还是学剪纸，那位烧肉世家的传承人与那位剪纸世家的传承人，意见并不一致。一个说小男孩儿学做烧肉是正经，到老也是门吃饭的手艺。另一个则撂下手里的菜刀、锅铲、笤帚之类的家什，不服气地说烧肉只是打发肚皮的，哪能跟俺们剪纸比。剪纸必须从小学起，等骨头硬了，剪子就不认得他了。

我喜欢剪纸。烧肉嘛，往嘴里大口吃行，做起来太邋遢了。

油灯下学剪纸时，妈会给我讲关于剪纸的故事。

她和爹第一次接头时，她拿出一只纸剪的凤，他拿出一只纸剪的龙，严丝合缝地对出一张《龙凤呈祥》的剪纸图。对上剪纸图，就对上了暗号，眼前的人就可以握手互称同志了。

听到这里，爹得意地说：“那张剪纸是他奶奶剪的。”

妈纠正，说：“你记岔劈了。是他姥姥剪的。他奶奶多时才从老家过来？”

爹偷瞄妈一眼，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转，闭上了嘴。

爹是安丘人，妈是日照人，他俩起初都是逃荒者，后来成了革命同志，再后来成了我的爹妈。

那一年，爹初到烟台，生计无着，看到烟台港码头上苦力不少，灵机一动卖起小食品，晚上就蜷缩在桥洞里过夜。桥洞里还有一个挨着他睡的落难者，竟是个地下党。有天凌晨，那人提出要找个事儿给爹干，爹做梦一样说好，天亮就给拉到革命队伍里了。两年后，爹带着上级指示从罗锅桥去到福山县城，在北店子街落了脚，开了一爿韩味烧肉铺。他原本一张白皙的脸，渐渐叫烟灰给熏黑了，得了个绰号：韩老黑。

一天，一名交通员递给韩老黑半幅剪纸，叮嘱他：“放好了，到时会有人来对另一半——那是咱自己的人。”

三

十岁那年，一个临近年关的晚上，妈借着煤油灯的微弱光亮，教我剪《红太阳放光芒》。

那晚，爹心情极好，盘算着第二天早上去买猪头。他坐在炕沿上，不急不躁地给我讲烧肉的故事。他滋滋地吞吸，烟袋锅子一闪一闪的。

“根据地的同志常来店里。看他们总是赤着脚进城，脚都磨出了血，我是真不忍心，就用卖烧肉挣到的钱给同志们买了草鞋。这事儿不知怎么叫日伪军的警备大队知道了，他们咋呼我通共，要过堂，还抽出日本刀比划。我只好四处凑钱给他们买了一辆自行车。要不是我常去日伪县政府送烧肉，有点儿面子，他们早就把我抓起来活埋了……”

我专心地听他讲故事，全然忘了剪纸的事儿，口水也不经意地流了出来。

妈生气了，她朝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翻了翻白眼。

第二天，我求爹继续讲。爹正往身上套他那件油光锃亮的工作服，脸一沉，说：“不能再讲了，要干活了，一心哪能两用？”爹舀着滚开的水往猪头上浇，咽了几下口水。锅里的水咕嘟翻涌，爹吩咐道：“还愣着干啥？添水、烧锅！”

我应了一声，一个高儿就蹿到南墙根。干燥的木头在土灶里被烧得噼啪作响，火越来越旺。我的小圆脸被烤得红彤彤，像一个火盆。

爹做出的烧肉和别家的不一样，好吃还不腻。爹向我轻声透露秘密：“人家都是烀，咱们是先卤后蒸再熏，干的可都是功夫活儿。”

那时不是每家每户过年都买猪头。配给制下，农村人想买个猪头要托人托脸弄张盖着蓝色椭圆形印章的票子。好在那时，爹在食品公司上班，杀猪人都认得他那张黑脸，但顶多给他一个猪头的票儿。一个就一个吧，再多了也买不起。

爹做出来烧肉，我们吃不上几口，只能说是解解馋。蒸猪头的箅子上沥下来的汤水会漂着一层白白的油，那是难得的好东西。我和三哥往汤里撒一把盐，再泡上玉米饼子，贼香！能把我们吃得心满意足，还打着嗝儿。妈瞅瞅挂在门框上的笊篱，有点儿心疼，总是说：“看，又糟蹋这么些玉米饼子！”

烧肉小部分给了邻居，大部分叫爹送回了单位。爹有个小九九，这样做来年才好再买猪头。

“这不赔了吗？”有人问。

“谁说赔了，不还赚个热闹？”爹答。

爹做烧肉的机会真是太少了，即使大哥二哥结婚也没做，一是忙不过来，二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无论日子怎样紧巴，过年买一个猪头则是雷打不动的。在这个事儿上，我从没听妈说过半句怪话，就像她买大红纸回来剪窗花，爹也从来不说怪话一样。

这好像是两人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

四

我家门前的高地上有一棵梧桐树，树冠比一铺炕还大，像一把硕大的绿伞。夏天时，我喜欢在“伞”下铺一条麻袋，躺在上面乘凉。高地东面有一条从北向南流淌的小溪，风路过捎走人身上些许的汗。

妈拎一小凳来做针线。

十六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妈坐在树下，用一片泛黄的梧桐树叶剪了一只仿佛一松手就能扑棱飞走的麻雀。

我受到感染，也剪了一只。只是我剪的这只蔫头耷脑，像是中了暑。

妈让三哥也试试，三哥忽地就闪开了。那时，大哥、二哥都去当兵了，三哥也想当兵。

我渴望纸。我仰望头顶的梧桐树，想象树枝上伸展的不是树叶，而是纸，铺天盖地的纸。没纸的日子，我用剪子剪猪菜。想起学校有报纸，就趁值日的时候带着剪子去，然后让每个抽屉都住进一只纸鸽子。过后我担心老师会训我，结果开学那天，老师直朝我笑，还摸了一下我的头。

打那以后，同桌冷春花再也不敢欺负我了。她求我教她学剪纸的样子，真让人解气！

五

这年初冬的一天，公社电影队到村里放映电影《决裂》。校长曾号召过师生看这部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电影，于是那天下午，学校提前放了学。

大街上，有个人正蹲在一家屋后的粪堆上，挥舞着黑刷子，往石灰墙上贴着的大红纸上刷标语。我趋前看了看，是那个白白净净的知识青年。至于内容嘛，大家伙儿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隐约觉得应该与电影有关。等知识青年把那个带着千钧力量的感叹号写完，人群早就没滋没味地散了。

夜晚，我早早去看电影。银幕上，那个穿着中山装、戴着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老师正在讲马尾巴的功能，黑压压的人群突然出现骚动，还有人被叫了出去。我没理会。忽然，一只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民兵去抓恁妈了，恁妈撕标语！”我愣怔怔地站起来，艰难地从腿、脚和小凳子组成的泥淖中拔出腿，又狗撵兔子似的疯狂往家跑。

情况比我预想得要好。妈没撕到标语，撕的只是标语的四个角。

村支书问：“老刘同志啊，你撕标语的角做什么啊？”

老刘同志低着头，惭然道：“我错了，王书记。撕下的纸，都叫我剪了领袖像了。”妈说完，讨好似的捧了一摞刚剪好的领袖像出来。

村支书用手电筒照着看，大家都惊讶了。表扬？不能。批评？不敢。村支书叹了口气。

我可怜妈，如果家里有纸可剪，也不至于如此。

第二天晚上，爹歇班回家，听说这事儿后，脸上无晴也无雨。他蹲在地上，用粗糙的右手抹了一把黑脸。

等再歇班回来，他用自行车驮回一令红纸。爹将红纸往炕上一撂，惊到了妈。妈停下贴饼子的手，直愣愣地瞅着爹，欢喜和忧愁不停地在脸上切换。妈的画外音是：老大和老二刚结婚，接下来怎么弄？

爹说：“今年猪头不买了。”

妈声音大起来，“那怎么行！一年也就这么一回。”

我知道窗花能卖钱，决定剪一些去集上卖。

注：完整作品请阅读《胶东文学》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