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明

照例，一部书稿要杀青了，得为它写点小结文字。

2025年4月，我的第20本书《书之书》举行首发活动时，有读者提问：“不知你的下一部书是写什么的？”当时，我没有公布答案。其实，“下一部书”早在《书之书》完稿之时，就已经着手准备了。《书之书》是一本关于读书的书，我想，接下来，应该写一本关于行走的书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把读书和行走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变得通达、睿智。光顾着读书，可能成了两脚书橱式的书呆子；光顾着行走，则可能成为走马观花的浅薄者。

我在行走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不足。出身农村，读大学之前，最远只到过县城。虽然向往很多城市，但只能在地图册上臆想。偏偏大学是在离家最近的地级市赣州读的，大学毕业后又留在赣州工作，工作的多个单位都没有什么出差的机会，加上当年交通不便，要钱没钱要车没车，在外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少得可怜。

虽然少，但也不是全然没有。要说起来，还是以前缺乏这种意识。即使外出，也不用心，只是随便逛逛而已。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行走便谈不上质量了。就如人家调侃某些旅游团队：“上车睡觉，下车拉尿，景点拍照，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不走心，不过脑，去了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走了也是白走。

2008年，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年会，去了柳州。按要求，参加采风活动应该动手写点东西发在报纸上。我对游记类的文章向来不感冒，既不怎么看，更不怎么写。勤奋的人可以写多篇，我没那么多情感抒发，只能根据被触动的神经写一两个点。在柳州，对我触动最深的是柳宗元，于是，便有了《柳州那座祠》这篇小文，也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次年，又参加了云南红河等地的采风活动，就这样，陆续有了几篇和行走有关的文字。

此后多年，只要有外出的机会，都会努力写点文字。但机会不多，十几年下来，这种类型的文章也没积攒到多少。直到近些年，当其他题材的文章陆续被结集出版，只剩下这一组文章还没找到归宿时，我想，得抓紧让它们归队了。

于是，这几年，我有意识地找一些地方走走。只是，因为工作性质所限，只能利用每年那几天公休假，而且还不能走得太远。人一旦有了想法，有了目标，事情便好办多了。因为计划越来越明确，推进的速度也就更快了。到了去年底，便有了这本集子，书名早就取好了：《东走西顾》。如果说《书之书》是一本“读”出来的书，那么，《东走西顾》就是一本“走”出来的书。

我把这批文章定位为文化旅游类散文。这些行走，都是草根式的行走，也许贻笑大方，但我认为对自己还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常说“见多识广”，多走几个地方，就会更深切地理解这个词。只有看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多了，见识才能上去，否则就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为什么很多人可以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而且视角独特，思考深邃？除了阅读，人家还有行走。比如余秋雨，便是典型的用“脚”写作，在散文界刮起旋风。没有谁天生就懂那么多，见识都是后天不断积累出来的。以前，对“游学”也不甚理解，以为就是散散心玩玩而已。走过之后就知道，游学，对于增长见识、开拓思维，确实是大有裨益的。只囿于校园甚至教室，培养不出有思想的学生。

与古人相比，我们要感到幸运，现代人行走便捷多了。尤其是汽车普及之后，更是可以“说走就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交通自由”。由此，不禁更加佩服那些走南闯北的古人。比如李白，什么工作都不用干，没有工资，竟然可以足迹遍及那么多地方，并给它们留下宝贵财富。比如徐霞客，在那样的交通条件下，竟然可以成为专职的旅行家，征服那么多山峰。如此看来，我们还是懒惰了。世界这么大，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去走走？走出去，可以学习很多新东西；走出去，可以思索很多新问题。走出去，一定大有感悟，大有收效。

这些年的行走，的确让自己的认知水平逐步提高。每有所感，都尽可能在文章中表达出来。所以，有些文章，似乎显得啰嗦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样写是不对的。我只是个业余写作者，对文学是外行。我的写作只是为了记录与表达。所以，还是不计较文体规范，想说就说，想到哪说到哪。若干年后回望当年留下的所见所想，也许又是一种乐趣。

（注：《东走西顾》，李伟明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