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勤修

“五月五，是端阳，吃粽子，挂香囊；门插艾，香满堂，龙舟下水喜洋洋。”每逢农历五月初五，在景长日暖、草木蓊郁的时节里，佩戴香囊的雅趣、品尝粽香的悠然、龙舟竞渡的激昂……如今，这些传承至今的节俗，共同织就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民俗长卷，俨然成为国人过端午的“三件套”。

佩香囊。“端午到，香囊俏”，至于“三月插柳，五月挂艾”的习俗，更是深入国人血脉深处。在农耕时代人们佩戴中药香囊，源自中医的“衣冠疗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识到，佩戴盛有草药的香囊，不仅能够提神醒脑，还可以防疫驱虫，使人平安度夏，好处实在多。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佩戴芳香植物以防秽的记载。《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东汉郑玄注曰：“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为迫尊者，给小使也。”意思就是说，青年人拜见父母长辈时要佩戴“衿缨”，以示敬意。这种“衿缨”，大概就是香囊最早的形态。

佩戴香囊，既是一种民俗，更是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我国民间素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的说法。古人认为五月湿热，多有毒虫滋生，如不及早预防，极易产生疫病，所以要挂艾草菖蒲、饮雄黄酒避疫。

这一习俗直到后世都广泛留存。南朝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踢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医疗条件的进步，疫病的危害已经逐渐减小，但是祛邪禳灾的习俗，依然流传了下来。元明时期，每逢端午百姓都要购买雄黄、朱砂、苍术等草药，少女则要佩戴艾虎香囊。到了清代，又增加了张贴五毒剪纸，悬挂钟馗画像的习俗。

方寸香囊之中，也是人们顺应天时、与自然对话的生存智慧。《黄帝内经》中写道，暑病多因冬季寒邪伏藏体内，至夏而发。每年端午时节，正值暑气渐盛，中药香囊具有“避疫气、祛邪湿、散蚊毒虫”的功效，于是，人们采摘一些艾草、菖蒲、藿香等草本植物，晒干切碎，经巧手缝制，化作随身守护的“健康符”，无不寄托着人们祈祝平安、祛除病瘟的美好愿景。

吃粽子。在国人的传统认知里，一提到端午吃粽子，人们自然就想到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事实上端午的起源，比屈原生活的时代要早得多。

西晋《风土记》中记载 ：“仲夏端午，烹鹜角黍，采艾悬于户上，蹋百草，竞渡。”这里提到了端午的另外两个习俗，“烹鹜角黍”和“竞渡”。

“烹鹜角黍”便是煮粽子。现代粽子的基本形态，定型应该不晚于汉朝，到了晋代变成了端午的专属食物。南朝吴均所著作的《续齐谐记》，首次将粽子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这说明南朝时期，至少在长江流域一带，端午节祭屈原的说法已经得到了普遍接受。

到了唐代，端午节起源于祭奠屈原已经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比如，盛唐诗人储光羲的诗作《观竞渡》，开篇两句就是“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习棹江流长，迎神雨雾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此以后，纪念屈原便成了历代文人写端午诗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这其中，最具代表的端午诗作当属文天祥的《端午即事》：

当年忠血堕谗波，

千古荆人祭汨罗。

风雨天涯芳草梦，

江山如此故都何。

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选择，虽时隔千载，两个伟大的人物，却以不同寻常的形式相遇了。

赛龙舟。赛龙舟又称“龙舟竞渡”。相传，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赛龙舟正是祭龙神或水神的一种祭祀活动。后来，这一活动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结合起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俗。

古籍中记载的“竞渡”，应该就是赛龙舟，尽管它的起源已不可考，这或许与上古先人的生产活动有关。三国时期，“竞渡”已在荆楚之地盛行，《隋书·地理志》记载了当地端午“竞渡”的盛景：“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唐朝之后，赛龙舟近乎成了“国民运动”，唐朝诗人卢肇的《竞渡诗》，记载了唐代赛龙舟的热闹场景：

石溪久住思端午，

馆驿楼前看发机。

鼙鼓动时雷隐隐，

兽头凌处雪微微。

冲波突出人齐譀，

跃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是龙刚不信，

果然夺得锦标归。

现如今，中国龙舟早已划出国门，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它所体现的团结拼搏、奋勇向前、力争上游的精神，鼓舞着人们不甘人后，去中流击水、奋勇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