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安

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

——巴金

五月初的烟台，晴日融融，海风习习。在市散文学会一行即将启程四川采风交流之际，我收到了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发来的行程安排。令我欣喜万分的是，心仪已久的巴金文学院赫然位列榜首。七年前，我退休后转而投身散文创作，便萌生了拜谒这座中国文学精神殿堂——“巴金文学院”的心愿。巴金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师，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借此次采风之机，多年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喜悦之情难以按捺。

一

驿马河畔，溪水潺潺，风光怡人。五月九日上午，在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党支部书记、一级作家张人士的陪同下，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走进巴金文学院。进到院内，一幢青瓦白墙的两层群楼静默地伫立着，是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这便是坐落于成都龙泉驿文脉之地、位于巴金文学院内的巴金纪念馆了，令人肃然起敬。

巴金文学院前身为1983年创立的“四川作协文学院”，后为纪念巴金先生而正式更名为此。它是国内为数不多、在作家尚在世时便以其名字命名的文学场馆，也是目前展示巴金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最翔实、最全面的展馆。

缓步进入一楼展馆，大厅正中央安放着一尊青铜坐像。历经岁月洗礼的巴老端坐在藤椅之上，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面容慈祥，目光深邃。雕像后方的汉白玉墙面上，镌刻着一尺见方的巴老手迹：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九个饱含先生毕生感悟的金色大字，在我耳畔久久回响。雕像与手迹交相辉映，生动勾勒出巴金睿智、真诚、儒雅的文学大师形象，彰显出“20世纪中国文学良心”的精神内核。我缓步走近雕像，在与巴老目光相对的瞬间，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仿佛跨越时光与先生静静对望，真切触碰到了一位文学巨匠深邃而坚定的灵魂。

二

步入展厅，讲解员深情讲述起1927初巴金远赴法国求学的过往，以及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坎坷历程。巴金自幼憎恶封建专制与礼教的残酷压迫，目睹了底层百姓困顿无助的生活。受五四运动进步思想感召，为探寻救国之路，二十三岁的他毅然远赴法国留学。

旅居法国期间，巴金直面孤独、贫困、病痛与家道中落等重重困难，广泛研习各类进步思潮。他还积极参与营救国际进步人士凡宰特、萨珂的正义行动，这段经历也催生了他的处女作《灭亡》。小说讲述进步青年杜大心刺杀军阀后不幸遇害，其友人受他影响，毅然踏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凭借这部作品，巴金一举成名。

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1928年刊发于《小说月报》的《灭亡》影印件上。近百年岁月流转，页面字迹依旧清晰，我们仿佛仍能感受到文字里激荡散发出来的鼓舞人心的力量。短短两年留法时光，让原本渴望冲破旧世界的热血青年，蜕变为以笔墨呼唤爱与真话的文学创作者。

三

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家》，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深刻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崩溃的悲欢际遇。主人公高觉慧毅然挣脱家庭束缚、离家出走，激励了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桎梏、追求自由与平等。《家》《春》《秋》三部作品，均以巴金自身家庭、家友与亲身经历为创作蓝本，感染力十足。它们如同寒夜里的惊雷，响彻中国文坛，感召无数的有志青年与知识分子怀揣理想奔赴延安。

我驻足端详1933年4月18日上海《时报》的版面，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预告连载《家》，用黑体大字推介，并盛赞巴金为“新文坛巨子”，足见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展柜中还陈列着《家》现存仅三页的手稿，内容为《家》第三十五章“分篇”最后一段。这是全书的关键情节，稿纸早已泛黄，蓝黑字迹间留有红笔删改增补的痕迹，通篇书写工整、批注细致，尽显巴老严谨扎实、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凝望手稿，我仿佛看见数十年前，巴老身居上海狭小的居室，在昏黄的灯光下伏于简陋桌案，凝神构思，提笔撰文，专注而投入。

四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家喻户晓的影片《英雄儿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得知这部经典影片改编自巴金短篇小说《团圆》，我心中满是敬佩。一张张战地影像，一页页原始文稿，一件件巴老曾使用过的旧物——子弹头拐杖、老油灯、草鞋，无声诉说着他与志愿军战士同甘共苦的难忘岁月。

巴金先后于1952年、1953年，两次奔赴朝鲜战场，不惧炮火、病菌危险，日夜笔耕，写下了《生活在英雄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英雄的故事》等四十余篇新闻作品和小说。第二次赴朝前夕，他曾坚定地对夫人萧珊说：“我要把英雄们的事迹写出来，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1961年，他呕心沥血完成短篇小说《团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后十分赞赏，当即指示将其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就此铸就传世经典，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的重要符号。

《团圆》是巴金从现代作家转向当代创作、投身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是他后期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品先后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并亮相革命文物特展。晚年的巴金感慨道：“两次入朝，对我的后半生影响深远。”

五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从1978年动笔，至1986年完稿，历时八载，约四十二万字。它代表着当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象征。深耕《随想录》多年的吕成金馆员由衷赞叹：“巴老怀揣自我反省的勇气，直面过往历史，率先从文化与国民性层面反思那段特殊时期留下的创伤。其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精神史的重要文本。”

随后，我们看到《随想录》中反复打磨的手稿《怀念黎烈文兄》。史料显示，黎烈文是知名编辑家、散文家，20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申报·自由谈》，倾力扶持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但他长年蒙受冤屈，被错划为“反动文人”。巴金曾坦陈：“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历史公正，为了不让无辜者永远蒙冤！”

翻阅五卷《随想录》，巴老悼念蒙难友人的篇目比比皆是，文中追忆了茅盾、老舍、胡风、满涛、靳以、冯雪峰和夫人萧珊等十余位故友。字里行间悲愤交织，自省剖白，如泣如诉。巴金借追忆故人反思历史，呼唤人道与良知。他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敬畏历史与人格的崇高操守、放下盛名敢讲真话的文人风骨，带给我强烈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升华。

六

在展厅的尽头，一面长十米、高二点四米的大型展墙映入眼帘。此处展列着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巴金著作，蔚为大观，令人惊叹。展厅的老照片令人动容：晚年的巴金身患帕金森症，行动不便，常年依靠轮椅生活，又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身体孱弱，即便如此，他依旧身着护具，伏案坚持写作。

据介绍，巴老原创作品全集共二十六卷，译作十卷，独立单行本五十五部，全部作品总字数约一千万字。他的部分作品被译成20余种外文、流传至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巴老先后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等10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1999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编号“8315”的小行星命名为“巴金星”，以此永久纪念他卓越的文学贡献。

仰望这座汇集巴金全部著作的展墙，它如同一座不朽的文学宝库，泽润后世、造福人类；又似漫天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展墙醒目处，巴老的肺腑之言催人泪下：“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像年轻时候那样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巴老能从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出，成长为受万众爱戴的“人民作家”，答案便藏于此。

漫步展馆，巴老倾尽一生留下的精神瑰宝，数不胜数，熠熠生辉。民族危亡之际，他振臂呐喊：“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他一生创办诸多期刊，悉心扶持、激励一代代青年作家成长；他率先倡议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个人大部分藏书、手稿无偿捐献。

七

斩获茅盾文学奖与首届杨朔散文奖的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多次谈道：“巴金是用一生践行文人责任，这份家国担当，时刻警醒着我。”从巴金文学院走出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说：“巴老先生的作品与人格，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他让我明白，作家不仅是创作者，更是精神的传承者、文化的传播者。”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也坦言：“我的《古船》《你在高原》等获奖作品，都深受巴老影响。他是我一生的精神光源、文学标尺。”

此次陪同我们参观的张人士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担任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是文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奠基人，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谢绝采访说：“能追随巴老的脚步，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和责任。”原龙泉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晓双，是推动巴金文学院落地本区的功臣之一。问及过往，他淡然表示：“这是我分内之责，不足称道。”在文学院任职多年的骨干馆员吕成金，也再三叮嘱我不要着墨于他个人。从张人士、刘晓双到吕成金几代人勤勉务实、谦逊低调的作风，让我真切感受到，巴老“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的精神早已滋润人心、代代相传。

当下文学界充斥着浮躁功利、盲从跟风、流量至上的不良风气，我愈发体会到巴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九字箴言的分量。它恰似一面明镜，照见本心，针砭时弊，引人深思。

走出巴金文学院，我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巴老“爱国为民，求真自省，人道博爱，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已深深镌刻进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