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一

公元1847年1月的第一个清晨，香港马礼逊学校元旦的钟声还在摩理臣山间鸣响，“亨特利斯号”帆船就驶出了广州黄埔港。彼时穿越太平洋的航路尚未形成，船长只得借助自东北推向西南的贸易风，沿着帆船时代典型的商业航线，从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在颠簸中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驶入烟波浩渺的大西洋。

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就在这艘船上，与其同行的还有他的三位脑后垂着辫子的学生容闳与黄胜、黄宽兄弟。九十八个日夜过去后，亨特利斯号终于抵达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港口，时间已是大清道光二十七年暮春。

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的一天，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搭乘一条小船来到澳门。他的家乡广东香山（今珠海）南屏村与那里只隔着珠江口一条百米宽的分岔河道，对岸山上高大挺拔的大三巴教堂，是他们熟悉的西洋景。

早在容闳出生前二百多年，葡萄牙人就在澳门码头泊船贸易，彼时中国尚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这里却悄悄打开了一扇窥视外部世界的窗口。这个原本在中国版图偏居一隅的边陲村庄，因缘际会，成了华夏大地最先感受西方文明的近水楼台。

容闳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澳门马礼逊预备学堂，这是基督新教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不收学费，管吃管住，提供换洗衣物。如此优惠的条件，自然吸引了他的父亲，省去花费不说，孩子学会洋文后，说不定还能谋到个体面的差事。

校长郭士立夫人是位美国传教士，她担心容闳年纪小被欺负，将其安排到了三楼的女生宿舍。没想到野惯了的容闳，很快撺掇六位不愿受约束的小姐姐，趁校长早餐时溜出校门乘船逃离，结果半路上被追了回来，由此开始了四年的英文、算术、图画、《圣经》的学习。

道光十九年（1839）夏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贸易中断，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郭士立夫人决定返回美国，学校停课了。

辍学回到村里后，姐姐告诉乡邻容闳会说英文，大家十分好奇，承诺以成捆的稻谷犒劳，让他学说洋人的话。容闳大声背诵了26个英文字母，得到酬劳后非常开心。两年后的一天，新的校长布朗牧师找到已经重新习惯了山野的容闳，让其重返学堂。他这才知道，郭士立夫人离开时叮嘱布朗，将来复课时，一定要找回当初那些孩子。

复校后的马礼逊学校迁往了香港，四书五经之外，主要讲授英文、地理、声乐、几何、历史等课程，西方文明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这个中国男孩儿的心里。多年以后，容闳的长子在美国出生，英文名字就叫马礼逊，可见学校对他的影响。

道光二十五年（1845）11月，《中国丛报》刊载了容闳的《臆想之纽约》，这篇文章以想象中的奇妙，描述了纽约的繁华和他对那个遥远国度的向往。令其没有想到的是，美梦很快成真。

二

第二年秋天，布朗牧师身体出现病患，需要返国治疗。他告诉学生，准备带几个人去美国完成学业，同学们鸦雀无声，面面相觑。容闳大着胆子站了起来，接着黄胜、黄宽兄弟对望了一下也站了起来。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一生，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一生。

布朗牧师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家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布朗夫人家族叫巴特拉，布朗和巴特拉这两个名字，日后将与容闳及其后来带去美国留学的幼童产生密切的联系。

孟松中学是当时美国最好的预备学校，彼时这个年轻的国度只有七十年历史，新英格兰六个州的优秀学生全都集中该校备考大学。当年夏天，容闳和黄胜、黄宽成为这所学校最早的华人学生，按照香港教会提供的资助，他们将在这里学习两年。

第二年春天，黄胜因病提前返国，容闳和黄宽开始琢磨如何留下来继续上大学，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学费如何解决。孟松中学倒是可以提供资助，前提是毕业后要成为传教士；另一条途径就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选学医科，学费亦可免除。

容闳的理想不是当医生，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幸运的是，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协会向这位执着的中国留学生伸出了援手。1850年，也就是道光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容闳终于考上了心仪已久的耶鲁大学，黄宽则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后来成为第一位拥有西医执照的中国人。

这年秋天，容闳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1914年5月15日的胡适留学日记，记载了容闳的同学回忆其初入耶鲁时的情景：“异服异俗，颇受人嗤笑。然而是年容闳在班中两得英文第一奖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

容闳很快剪去辫子，换上了西装。他和当时美国青年一样，喜欢上了橄榄球，还是“辛利亚”划船俱乐部会员，队友们叫他“威风”，这个绰号暗含他的英文名字Wing的意思，也喻示了其划船时的勇猛拼搏。

大学三年级开始，容闳困窘的经济压力趋于缓解，通过兼职管理图书、管理同学膳食，他有了固定收入，第一次托人给远方的母亲带去了三十美元。

新大陆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慢慢融入了容闳的血液，他感受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距：“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每一念，辄为怏怏不乐。”

最令其忧心的，乃是国人仍以老大帝国自居，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予意以为予之一生，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三

咸丰四年（1854）夏日的一天，耶鲁大学礼堂聚集了参加这年毕业典礼的人们，容闳终于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位中国毕业生。慕名而来的人们，为这位黄皮肤青年送上了祝福，同时毕业的九十八位同学中，有九十二位为其留下了热情洋溢的毕业赠言。

卡特琳同学写道：“我将期待和希望听到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创下的大业，我真的希望你为它锁定的伟大计划终会实现，而你将在你同胞的生活中成为一位伟大、良善和有用之人。”

容闳则用中英文给同学留下了这样的赠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这年冬日，容闳终于踏上返国之途。出发这天，纽约港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归心似箭的他借助一条小船过渡，好不容易爬上了海萨公司开往中国的“欧里加”号帆船。

一百五十四天后，他们总算靠近了天气日渐炎热的香港。船长请容闳与领水员沟通，他发现自己竟然连沙滩、暗礁都无法用中文表达，惹得老外大笑不已。

阔别八年，故土在他眼中已经生疏。容闳很快剪掉披肩发，戴上假辫子，脱下西装，穿上了长袍。没几日他再次告别母亲，在省城补习了一段汉语后，进入了广州美国领事馆工作，不久又到香港高等法院审判厅、江海关（上海海关）等机构谋职。这些地方的职位风光体面，薪水较高，普通华人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容闳追求的却是如何推进留学事业：“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忘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实为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

江海关税务司为了挽留他，破天荒将其月薪从白银三十两提高到二百两，当时一品大员的月俸也不过白银一百八十两加禄米一百八十斛，容闳还是婉言谢绝了。

咸丰十年（1860）立冬前夕，容闳搭载晚清江南地区上层人士广泛乘坐的内河航船“无锡快”从上海出发，探访了名震一时的太平天国。在香港工作期间，他曾结识伦敦传道会牧师、洪秀全的族弟、后来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

容闳乃基督徒，太平天国是拜上帝的，他觉得彼此契合，想借助这股力量实现自己的抱负，提出了七点建国之策，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金融和实业，每一方面都有详细的措施，其中建立现代银行和金融制度的建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首倡。

然而，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对容闳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洪仁玕跟他有些交情，抹不过面子，准备赐予其四等爵位，他拒绝后失望离开。

四

同治二年（1863）春天，一封来自安庆的信函改变了容闳的人生轨迹，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具函者张斯佳乃其上海旧识，如今在曾国藩幕府，信上说秉承两江总督曾国藩之意，邀其一晤，接着又两次来信催促。

曾国藩向以善于“相面”著称。容闳回忆，寒暄后自己坐在他的面前，他双眼停留在自己的面部，问愿否就任军职？容闳回答不熟悉军旅之事，曾国藩认定他是个诚实的人。

曾国藩想购买设备建立生产来福枪的工厂，容闳认为不如建立制造机器的母厂：“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曾国藩遂令其筹办此厂。一个礼拜后，容闳被朝廷授予五品军功头衔，任命为出洋委员，携带六万八千两银款二赴美国。他从香港启程，经新加坡过孟加拉湾到达开罗。彼时苏伊士运河尚在开凿中，途经欧洲要从开罗先乘火车到亚历山大，然后转船去往法国南方第一大港马赛。容闳在巴黎和伦敦短暂停留，这两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使其对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认识。

同治四年（1865）初秋，容闳在美国定制的上百种新式机器顺利运抵上海，以这批当时世界第一流设备为主，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造厂、闻名遐迩的江南制造总局终于有了雏形，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上海江南造船厂。

曾国藩赞其“此行实与古人出使绝域其难相当”，容闳遂以江苏候补同知五品官衔任江苏行政署议员。因曾国藩赏识，他终于提出了选拔幼童赴美留学的构想。

同治九年（1870）深秋的一个夜晚，江苏巡抚丁日昌兴奋地告诉他，诸多大员已联名上奏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事宜的折子。

容闳兴奋不已，这一天距其返国已近十六年。他写下了激情飞扬的文字：“予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静夜开眼如夜鹰，觉此生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偃卧床笫间。”容闳被任命为“出洋肄业局”副监督，着手招生等各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