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臻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赴任登州知州。他在登州任职仅五日，便奉诏还朝。尽管如此，他连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乞罢登莱榷盐状》两疏，为登州百姓争取到了海防建设与免除盐税之利。登州人感念其德政，自此便有了“五日知州，千秋传颂”之誉。

后世流传中，这句话逐渐演变为“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这一说法屡见于碑刻、楹联、导游词与通俗文史作品之中，但其中涉及的历史细节，与宋代的实际建制和祠宇沿革多有出入，是不妥的。

先说这“五日登州府”。苏东坡任职时期登州仅是州不是府，他的职务也只说成知州。另外，登州是明代升州为府的，之后存在了近六百年。因为登州府是个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官职，登州府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知府，不能称作“登州府”。

宋朝登州是州不是府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划中，登州一直为州级建制。自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州以来，经唐、宋、金、元各代，登州始终称“州”，而非“府”。北宋至道三年（997年），登州隶属京东路；熙宁七年（1074年），改隶京东东路，治所在蓬莱，下领蓬莱、黄县、牟平、文登四县，为防御州。《宋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均记载为“登州”，未见“府”称。

“府”作为高于州的行政区划，始于唐代，至宋代仅设于京师、陪都及重要地区。登州终宋一代，未曾升府。直至明洪武九年（1376年），为加强海防，登州才由州升为府，隶属山东布政使司，辖宁海州及蓬莱、黄县、栖霞、福山、招远、莱阳、文登七县，“登州府”的建制由此开始。

苏轼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任登州知州，其时距离登州升府尚有二百九十一年。以“登州府”称之，是将明代以后的建制搬到了宋代。

苏轼的官职是知州不是知府

宋代州级长官的正式官称为“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一官职掌一州之兵民、刑政与财赋，通常由文臣充任。苏轼在《登州谢上表》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自署“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这是其正式差遣。

“知府”一职，始于明代，是府级长官的正式称谓。宋代并无“知府”之官称，更不存在“登州知府”的说法。后世以“知府”称呼苏轼，是把明、清两代的官名前移到了宋代。

简而言之：宋代称州，长官称知州；明代称府，长官称知府。苏轼是知州，不是知府。

苏公祠始建于明代不是宋代

苏轼在登州的德政虽早被百姓铭记，但专门祭祀他的苏公祠并非建于宋代，而是晚至明代末年才出现。

北宋时期，登州已有祭祀苏轼的场所，但仅为配祀而非专祠。元符元年（1098年），登州知州张万宪修建三贤祠，同时供奉马默、李师中、苏轼三人，苏轼为从祀者之一。这座三贤祠历经金、元两代，屡有兴废，其位置也并非今天蓬莱阁上的苏公祠。

今日蓬莱阁建筑群的苏公祠，始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原址在蓬莱阁前。清同治二年（1863年），迁建于现址。另据记载，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曾增建相关建筑，皆属明代中后期，与北宋并无直接承继关系。从苏轼莅任（1085年）到苏公祠始建（1638年），中间相隔五百五十三年；从三贤祠建立（1098年）到苏公祠始建，也相距五百四十年。

“千年”之说并非实指

“千年苏公祠”中的“千年”，其实是一种文学化的夸张。以苏轼登州任职的元丰八年（1085年）算起，至今不足千年；以苏公祠始建的崇祯十一年（1638年）算起，至今不到四百年；以苏轼本人的生卒年（1037—1101）算起，同样不足千年。若将“千秋传颂”的赞美之辞，误作祠宇历史的真实纪年，会形成年代上的偏差。

苏轼在登州虽只留任五日，却以两疏惠泽一方，其德政为登州百姓世代传诵，这是不争的事实。流传的“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一语，虽饱含敬仰之情，但在建制、官称、祠史、纪年等方面与史实有所偏离。

今人谈及苏轼与登州的这段佳话，不妨保留那份敬意，同时厘清宋明制度之别、州府之别、知州与知府之别、专祠与配祀之别。唯有史实清楚，敬意方能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