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收拾草棚里的杂物，突然发现一只久违的罐绳钩。六十年前，这只不起眼的物件，曾伴随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见证了一个水荒严重村落的吃水景况和战胜水荒的奋斗历程。

那时，北方农民吃水靠从井里汲取，每个村都有先辈留下的赖以生存的水井。水井对百姓来说，如同土地一样重要，粮水充足，则民心安。我妻子的娘家徐家村曾严重缺水，全村300多户，1500多人口，只有两口井，村东头一眼，村西头一眼。每一眼井从地面到水位都有几丈深，逢上旱年，水位还要下降数米，所以每家都备有几丈长的罐绳，专用来排队打水，可见吃水是何等紧张了。罐绳的一端，固定一个特制的铁钩，铁钩有舌条，只要套进桶系，等于上了保险锁，除非连罐绳一起滑进井里，不然水桶是不会单独脱落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成为徐家村的女婿，因非栖霞籍，家属便暂时定居在这个村里。学校离家有二十二里路，最令我犯难的就是吃水了。每周只能赶上星期天回一次家，为家里备下一周吃用的水，为此，我特地到城里定做了一担大号水桶，离家临走时，总是把水缸、水桶挑满，以减轻妻子的打水负担。

苦的是旱天井里水少，好不容易打上来的半桶水，却像泥汤一样浑浊，需沉淀一宿才能食用，有时年轻人甚至要下井用瓢舀水，舀干以后，待渗点水再汲取食用。遇到这种情况，妇女洗衣服要到外村找水，或者到亲戚家去洗。天旱了，庄稼没水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枯死。

1970年初夏，时任县水利局局长的衣培松硬是不信这个邪，为了解决徐家等村的水荒，他派专人到上海购进一台地下水勘探电测仪，并先后派刘祖德等水利技术员到烟台、掖县（今莱州）、福山等地参加省水利厅举办的地下水勘探学习班。这期间，他又邀请烟台水利局和水文站的专家前来会诊，最后选定在村西约二里处的粉子山以东、公路一侧的部位施工。这儿据测水位离地面有十二三米，是最浅的一处，大队决定在此修建一处扬水站。

是年，秋收一结束，挖水塘的战斗就打响了。大队书记徐培强、大队长徐宝川亲自挂帅，指挥施工，全村男女老少120余人齐上阵，刨的刨、挖的挖、推的推、拉的拉，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一个冬天，人流不减，冰天雪地，汗流不止，一直干到1971年春节前。大年过后，施工又开始，挖到小麦将熟，随着水塘越挖越深，大家的情绪日趋紧张，因为一旦挖不出水，麦收开始就要停工，汛期来了，无法施工，将会前功尽弃，损失可就大了。水利技术员和大队干部都急得团团转，于是派人到烟台水文站请专家来现场勘探。专家从黄县（今龙口市）水利工地风尘仆仆地赶来，直奔工地。当他跳进水塘，观察了一阵后，又从湿乎乎的部位捧起沙石辨认了许久，高兴地说：“地下水很快就出来了，你们放心干吧！”这时在场的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了。又挖了两天，石土层下去两米多，在专家指定的几个方位，湿漉漉的沙石蠕动了。小伙子们高兴得挥舞着镐头，狠狠地刨了下去，随着揭开的酥石硼，几股泉流汩汩涌现，接着几条水龙似的泉流从溶洞中窜出，整个工地欢呼起来，沸腾起来。

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一个长50米、宽20米、深12米、蓄水1000立方米的水塘和扬程32米的扬水站建成了，灌溉面积达300多亩。第二年水浇田亩产粮食达到800多斤，比水浇前提高了一倍。

然而，只有这一个水塘，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和农业的需求，离村不足200米的大庄头水泥厂和村办的大理石厂、面粉厂、石子厂等都急需用水。寻找新水源仍是当务之急。

1974年，新任大队书记徐志远上任后，重整旗鼓，继续找水。他与支部、大队干部几经磋商，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请来省水文站的专家来村会诊，重新确定打井位置，最后决定在村外西泊架机钻井。这个位置靠近河床，属沙质土层，施工难度很大。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松散的沙石，随钻随滑，立不住井壁。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当即召开“诸葛亮”会，集思广益，用树条编织一批长筒式筐笼下入管道，抑制沙石的滑落，又用干黏土边钻边填，终于使井壁立住。当钻到80米处，钻头打进了溶洞，陷入了无底洞中，源源不尽的地下水库终于找到了！为了充分利用这股地下水，他们又在同一方位，连续钻了5个井口，安装了3台水泵抽水，大大满足了全村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水需求。

为了根治水荒，在西泊打井的同时，他们在距村东二里处的镇泉山西不远处，挖水塘建第二座扬水站。1975年秋收后，全大队抽调100多个劳力在山上安营扎寨，大队书记徐志远、大队长徐滋绍和社员们一起，一日三餐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昼夜不停，三班轮流作战，整整苦干了一冬，离春节还有6天，一个长60米、宽30米、深12米的水塘建成了。泉眼比大砂碗口还粗，两台60马力的柴油机同时抽，一天一夜抽不干。春节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修建水利附属设施，扬水上山。与此同时，西泊机井也修出几条渠道，有的爬上南山坡，有的流向西山，有的与东扬水站相衔接，这样一来，不管遇到怎样的干旱，哪个方向都有充足的水源，徐家村从此告别了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