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远

邻居家添了个大胖孙子，天刚蒙蒙亮，邻居大嫂就乐呵呵地拎着一只竹篮来送喜蛋。望着十枚红彤彤的喜蛋，我的思绪恍惚间便被拉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乡下。

过去在牟平乡下，家家户户的橱柜顶上总蹲个黑陶罐，罐口盖着一块粗布，里面卧着十到二十几个鸡蛋。在彼时，这些鸡蛋比银元还金贵。老娘们每天拾蛋时都要把鸡蛋在手里转着圈儿擦，软布蘸着细糠，擦得蛋壳锃亮，再对着日头照一照——蛋黄得像枚小太阳沉在中间，饱满得快要撑破蛋白，才算称意。这些蛋要么攒够十个拿到集市上换零花钱，要么留着给发疹子的孩子补身子，唯独新女婿上门，再抠门的丈母娘也要舍得做鸡蛋。

彼时，在牟平，尤其是在乡下，按照老规矩，新女婿一早就要上门来接亲。而女婿登门，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面条里还得卧着两枚雪白圆润的荷包蛋，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谁也说不清是哪年传下来的，只知道面条要擀得细细的长长的，像条走不完的长路；荷包蛋得圆得溜边，咬开时蛋黄要顺着嘴角淌，像日子里淌不完的甜水。

1977年5月16日，是三婶家大喜的日子——我大姐要出嫁。头天夜里，三婶便早早搬下了那个老陶罐，就着昏黄的油灯光，挑了又挑，最后才郑重地拣出两枚壳上带着淡淡红斑的大鸡蛋——老辈人都说，这叫“见红有喜”。

天刚蒙蒙亮，三婶手里的擀面杖就在案板上敲得“咚咚”直响，那动静，就像是给新女婿擂起的欢迎鼓。忙活完案板上的活儿，她又赶到灶间，我妈早已蹲在灶门前，正用火棍细细拨弄着灶膛里燃烧的玉米秸。火苗不疾不徐地舔着锅底，待锅里的水泛起细珠似的“虾眼沸”，三婶郑重地拾起一枚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拇指捏着裂缝顺势一掰，蛋液便如同一条欢快的小鱼儿，“哧溜”一声滑进了水里。紧接着，她又拾起另一枚照样操作了一番。随后，她抄起挂在墙上的笊篱悬在水面上，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盯着——直等到蛋白边缘微微卷了边，像镶了一圈精致的白边儿，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荷包蛋捞起来，生怕碰破了那层薄薄的油皮。而后，三婶又将切好的细面条放在沸水里打了个滚，捞进粗瓷碗里，浇上点韭菜卤，绿莹莹的，最后把那两枚荷包蛋轻轻放上去，蛋白上还撒了几粒切碎的葱花，再摆上两根青青的菠菜，白的、黄的、绿的，衬得格外好看。

县城来的新女婿捧着碗，脸涨得通红，筷子头刚戳下去，金黄的蛋黄就顺着面条流下来，他“吸溜”一口，烫得直咧嘴，舌头伸出来半天收不回去，却连说“香，真香”。三婶在灶边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偷偷拽着我妈的袖子说：“你看这孩子，吃蛋都这么实在，错不了。”

可这鸡蛋的分量，有时重得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村西头老黄家就栽过这么个大跟头。那年闺女带对象上门，亲戚来了两桌，屋里屋外闹哄哄的。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黄大妈在灶台边转得像个陀螺，手忙脚乱地煮面，忙中出错，给新女婿端去的碗里，竟忘了放荷包蛋。小伙子没吭声，筷子在碗里挑着面条，挑起来又放下，嘴角那点笑像被冻住了，半天没化开。后来闺女追问了半宿，他才吞吞吐吐地交了底：“俺老家规矩，没蛋就是不待见……”

来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按牟平的老规矩，做女婿的——特别是新女婿，得给岳父岳母送五到十斤新鲜鲐鱼。为何送鲐鱼？其实玩的就是一个谐音梗，借鲐鱼祝福老岳父、老岳母身体健康安泰。黄大妈的女儿两天前就到市场挑了五斤刚下船的鲐鱼，银闪闪的，催着女婿上路，可女婿却老大不情愿，迟迟不肯动身。女儿磨了半天才问出根由，原来是那碗没放蛋的面条在作祟。急忙回家跟母亲一说，黄大妈听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直拍大腿：“你说我这老糊涂！”

第二天一早，她揣着攒了半个月的布票——其中两张还是跟邻居借的——去供销社扯了块红布，把家里积攒下的十二枚鸡蛋全都拿出来放在红布上，又特意托人去把闺女和女婿叫来。当那碗卧着俩荷包蛋、浇着五花肉卤的面条端上桌时，她的手都在抖：“孩子，大娘给你赔个不是，这蛋你得吃下去，咱两家的日子，得像这蛋一样圆圆满满。”女婿看着碗里冒热气的荷包蛋，眼圈一下子红了，端起碗呼噜呼噜吃个精光，末了抹抹嘴说：“妈，这蛋比我亲妈做得好吃多了。”回家后，端午节的前一天一大早，新女婿就亲自上市场选了十条又大又新鲜的鲐鱼给送过来了。

如今鸡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但在乡下，新女婿上门吃荷包蛋的规矩却一点也不能含糊。而且还有一个讲究，给新女婿做的荷包蛋，依旧得是自个儿家养的鸡下的才行。她们总说，饲料蛋的蛋黄发柴，哪有自家鸡啄着蚂蚱、刨着麦粒下的蛋香？面条上还是要摆两根菠菜，说是“清清白白过日子”。

年轻人或许觉得这规矩老套，可当那碗热面条端过来，看着长辈眼里的期待——像三婶当年盯着新女婿吃面时那样，眼睛里亮闪闪的——谁又能说这只是两枚普通的鸡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