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炜

小时候，我在乡村小学念书。班主任张老师，三十岁左右，留着齐耳短发，上课时总架着一副黑色镜框的眼镜，眉眼温和，看上去很斯文的样子。

有一次，张老师在课堂上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解放军，有的想当音乐家，还有的想成为飞行员翱翔蓝天……每一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凌云壮志。唯独我，没有举手，却把头紧紧地埋在书本里。

张老师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生性腼腆，课堂上很少主动发言的学生。别的孩子整日追跑打闹，嘻嘻哈哈，而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不爱扎堆儿。

于是，张老师就特别关照了我。她微笑着问：“小炜同学，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我听到张老师的问话，努力想站起来，可内心太紧张了，脸憋得通红，不知怎么应答。

她又说：“你可以坐着回答。”

我定了定神，使劲儿想了想，唯唯诺诺地说了一句：“老师，我想当作家。”

同学们听后，哄堂大笑起来。我像是一只犯了错的小兔子，局促又害羞，恨不得一头钻进桌洞里。

张老师见状，快步走下讲台，径直来到我的跟前，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一本正经地说：“小炜同学的志向很好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的。”说着，张老师就鼓起掌来，同学们也跟着鼓起掌来。

张老师特别照顾我，看到我喜欢读书，她就千方百计地帮我借阅课外读物，使我在故事的海洋里自由畅游。她在课堂上想方设法向我提问，提高我的语言组织能力，消除我内心的怯懦和自卑。她会为我的一点点进步，当着同学的面大张旗鼓地夸奖我，激励我。

记得小升初那年，我的作文拿到了整整四十分的满分。成绩揭晓的时候，张老师格外欣喜，特意抽出时间跑到我的家里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和我的父母，并细细地和我攀谈起来，说出文章的出彩之处，并把它当成了范文保存起来，留给我母校的学弟学妹。

面对张老师热切的目光，我支支吾吾说不出太多感谢的话，但心里却满是暖意。这份重视和鼓励，让我的理想像一颗饱满的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悄悄许下心愿：长大以后，要做一名作家，用文字记录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初，我长大成人了，分配在县里的一家国营单位上班，我的理想也在慢慢实现。不是写的什么大作，而是经常在厂工会的广播里发表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作品。生活见闻、内心感悟、新闻点滴，都化作一段段质朴的文字，伴着广播声在同事们之间流传。

自那以后，我在奔波于工作和生活的间隙笔耕不辍，虽然没有成为专职作家，却始终与笔墨为伴，一篇篇短小的文稿，承载着日常的艰辛与喜悦，屡屡见诸各大报端杂刊。

当我回到村子，把一张张剪辑的文稿拿给张老师看时，她很是激动，言语间也满是夸赞。逢人便说，我这个学生写的文章格外感人，总能触动心灵。

几十年过去，张老师早已退休，安享晚年，但她还能时常地记起我。前几年落实政策，曾经的民办教师有补助，需要有大队集体和学生的证明。张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还把自己的创作一一呈现给她，听她谈构思行文的看法。张老师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勾勾画画，她慈祥的脸上，还挂着当年的那份一丝不苟的认真。我则站立着，弓着腰身伏在桌上，毕恭毕敬地为她写下证明。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就是这个老师，她用无私的爱，让我最终实现了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