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忠 撰文/供图

胡桂忠（右）讲述他的故事。

2024年春，为搜集胶东兵工厂在栖霞的红色文化史料，我与栖霞老促会李渲同志一同深入当年兵工厂驻扎过的30多个村庄开展实地寻访，力求从亲历者及后代口中挖掘第一手资料，以百姓视角真实再现胶东兵工与栖霞人民为新中国成立所作出的巨大奉献与牺牲。

在桃村镇河东村，87岁的胡桂忠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五十多年前、他亲身经历的感人往事，一段老区群众与南下干部之间饱含深情、永生难忘的恩情——

一

我叫胡桂忠，是栖霞市桃村镇河东村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七岁的大儿子突然得了脑炎，先在桃村医院治疗了几天，病情没有好转，又转院到艾山脚下的144医院。医生给孩子做了腰穿检查，当天晚上孩子双眼就看不见了。我心急如焚，医生也束手无策。

到了腊月二十七，我多方打听，得知上海儿科医院医术较好，救儿心切，我立刻决定转院去上海。

我一个乡下人，到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两眼一抹黑，分不清东西南北，费尽周折才找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临近年关，医院快要放假了。从栖霞出发时，我东拼西凑给儿子看病的钱早已花光，到上海时几乎两手空空，别说治病，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医生看我一个乡下汉子，带着双目失明的孩子，十分同情，便询问我的情况。听说我是从山东栖霞来的，医生惊讶地说：“我们院长就是你们栖霞人，你可以去找找她。”我先是一阵高兴，随即又沮丧地叹气：“虽是栖霞老乡，可我不认识人家，一点用也没有！”

第二天，我又领着孩子来到医院。刚进诊室，医生就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院长要见你。”我一听，喜从天降，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后来才知道，院长上班后，医生们向她汇报有栖霞老乡带个盲孩子看病，病情严重，家庭困难。院长当即交代，等我再来时一定要见一见。

二

医生把我领进院长室，里面是一位身材瘦小、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穿着打扮和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一见面，她很热情地请我坐下，给我倒水。我一个乡下人在上海受到这样的礼遇，受宠若惊，浑身都不自在。

我们简单聊了起来，基本是她问我答。

她问我是哪个公社、哪个村的。我说：“我是桃村公社河东村人。”她立刻接着问：“河东的！你们村书记叫什么？你们村的老党员都有谁？你住在村子哪个位置？”她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回答。她又问：“你住的附近，有一位老太太一只眼睛不好？”我连忙说：“那是我奶奶！”她十分惊喜：“当年我在你们村住过，还在你家吃过饭、住过宿呢！你来得真巧，我前几天还在乡下搞社教。要是再早点，咱们还见不着面呢！”

越聊越亲近，她逐一询问村里熟人的情况，说当年还在村里写过标语，帮我奶奶推过磨。在她的安排下，我和儿子住进了医院留察室。

后来我从医生那里得知，她叫林世英，是牙山前面榆山后村人。1942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的三年多时间里，她在当时的栖东县十二区武委会担任妇女民兵干事，常年在我们几个村子活动，发动妇女、民兵投身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她参军入伍，随部队南征北战，最后转业留在上海工作。此前她到青浦县赵屯公社工作一年，回到医院后，成为儿童医院的实际负责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的眼睛依旧没有好转。她安慰我说：“你别着急，我们这里治不好，我再联系上海其他几家医院的医生一起会诊，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后医院组织了几次专家会诊，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即便如此，医院依旧按时给孩子打针吃药，期盼能有奇迹出现。

三

我们在儿童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半月，在那里过了春节，又过了清明，来时穿的棉衣也穿不住了。我想正是村里生产队春种大忙时节，孩子的病情没有转机，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还是早点回村里忙春吧。于是便找到她说：“大姐，我回去吧，在这里总给你添麻烦，我心里过意不去。”她说：“回去也好，孩子还小，回去一定别放弃治疗。你们那里离青岛近，可以去青岛的山大医院继续治疗，相关手续我帮你办。”

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她让人送来40元钱，说这是医院职工对老区人民的一点心意。40元钱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在农村一年也挣不出这么多钱。我执意不肯收。林世英安慰说：“没有钱你怎么回去，快收下！”又说：“够不够？不

够我明天再发动职工捐一点。”我连声说：“够了够了！”接过这笔沉甸甸的钱，我这七尺汉子不由地落泪了：“我在这里麻烦您七十多天，临走您还为我捐钱，我一个老百姓实在担待不起呀！”她说：“咱们是老区来的人，当年老区人民为革命连命都豁出去了，这点钱算得什么！”

其实，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正是林世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她的丈夫刚刚因病去世，她既要照顾五个年幼的儿子，又要主持医院的全面工作，还要牵挂着我们父子俩的吃住，还有我儿子的病情。为了我这样一个无亲无故的乡下农民，林世英这位老乡掏出了全部的真情与热情。现在回想起来，假若没有这次相遇，我们父子俩面对的将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命运。

回到家后，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总想找机会儿报答这份救命恩情。后来听说驻我们村兵营里有位干部要去上海给儿子看病，我就凑了二斤花生米和一封感谢信托他捎给林世英。虽只是区区二斤花生米，在当时我们这个偏僻乡村，也算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礼物了。

林世英在回信中说：“我的命都是老区人民给的，那点事算不得什么，是应该的！”

岁月流转，往事难忘。这段跨越山海、情系老区的佳话，不仅是我心中珍藏一辈子的温暖，更是老区人民与革命前辈鱼水情深的生动见证，也为胶东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史册，添上了真挚动人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