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廷 撰文/供图

山东省立二乡师校门老照片

鲁东大学的前身是烟台师院，可以追溯到烟台师专、莱阳师专、莱阳师范、胶东师范和胶东公学，而莱阳师范的办学史，又可溯源到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省立二乡师”或曰“莱阳乡师”。

先贤云集

1930年6月，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主导建立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在莱阳应运而生，之所以称之为“第二”，是因为1929年8月，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省府济南已经创办。

何思源先生是一位极具爱国情怀的人，他派时任教育厅督学的董凤辰担任二乡师第一任校长。董凤辰与继任的校长吴伯箫都很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从全国各地招募来很多有名望的教师任教，包括老舍、臧克家、王衷一、王冶秋、何其芳、姜守迁、张焕庭、阎仲容、瞿亚先、尚逵斋、苗钟元、张亚衡、戴伯行等一大批爱国名师。这些教师有的在全国颇具知名度，有的似乎名不见经传，却在业内有些名气，如戴伯行，后来是四川大学的校长。有人说二乡师名师荟萃，当年的教师配置堪称“顶配”。

1927年5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二乡师第一任教务主任王衷一，在诸多学生的回忆录中，都称其为“共产主义老师”。他毕业于北大，留过苏，在北大担任讲师期间因宣传苏俄革命，上了反动军警的黑名单。其时董凤辰作为校长到北京招募，聘请王衷一到二乡师担任了教务主任。王衷一不改初衷，宣传苏俄革命，讲朱毛红军，还教学生大唱《国际歌》。

1936年初，当地军警对二乡师地下党进行大搜捕，王衷一不得不潜入地下。1948年我军攻克济南，成立了山东省人民政府，第一任教育厅厅长和后来副省长的名字叫王哲，他就是王衷一。

老舍和臧克家是当代中国如雷贯耳的大作家、诗人，他们的讲课给二乡师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家国情怀激励着乡师学子们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鲁迅的挚友王冶秋，1925年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霍邱县委书记。他从16岁时就与鲁迅密切往来，鲁迅信中一直称他这位比他年少28岁的忘年交为“冶秋兄”。王冶秋把部分鲁迅的作品融入教材，鼓励学生们读鲁迅，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他曾经请鲁迅帮忙为即将毕业的乡师学生安排工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他积极筹备在全校召开了追悼鲁迅的大会。

离开二乡师后，王冶秋被聘为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秘书，后官至少将高参，其实他是我党派往国民党军中的特工，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何其芳，这位红色诗人，不仅在二乡师长时间弘文励教，还为学校抗日救国会起草了著名的《告胶东同胞书》，在胶东大地掀起了抗日高潮。他于1938年投奔延安，在“鲁艺”任文学系主任。

吴伯箫这位中国散文界的“北极星”继任二乡师校长期间，不仅支持学生进步活动，在抗战爆发后，更是毅然带领数百名师生转移，后投奔延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文人报国的担当。

王衷一被迫离开学校后，二乡师的教务主任继任者是姜守迁，后来到胶东公学担任校长，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人们称他为“杂家”。

红色教师们的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地火涌动

如果有人问，鲁东大学缘何不能割舍掉那段中等师范办学史，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其红色基因就是鲁东大学难得而又亮眼的DNA。笔者近些年来数十次探寻并撰写过学校红色基因的文章，到现在仍未敢停歇。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诞生，九年后，鲜红的党旗悄然飘扬在二乡师的夜空。

1930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党组织指派1929年入党的姜宗泰考进省立二乡师。不到两年，在学生中发展了二十多位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在党员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呼口号撒传单，搞集会演讲，使胶东古镇莱阳的地火涌动起来。

第一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姜宗泰，曾经组织过去南京抗日请愿团，并以“反帝大同盟”的名义，油印散发传单，敦促国民政府抗日。

姜宗泰在胶东中心地带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直接受胶东第一任特委书记张静源的领导，当张静源被叛徒杀害，组织查出是姜宗泰曾经的同学徐元义所为，他果断执行组织决定，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带领几个党员将徐元义处决。

时任莱阳县委书记的姜宗泰1933年离开学校后，在白色恐怖中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这支比于得水在1935年“11·4暴动”后建立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还早的游击队，活跃在招远莱阳边区，很快使招莱边区变成了“小苏区”。反动军警谈虎色变，因为敌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姜二虎”，甚至两人吵架，互相诅咒的话就是“出门就让你碰见姜二虎!”反动政府曾经悬赏三千大洋缉拿姜二虎。

林月樵是二乡师第二级学生，是游击队长姜宗泰的通信员。有一次，姜宗泰召集县委委员到万第开会，本来认为那天赶集人多，不容易被察觉，不料被奸细告密，敌人组织了六百多人包抄过来，“活捉姜二虎”的喊声此起彼伏。

在门口放哨的通信员林月樵闯进屋子大声喊：“姜队长，你们快向东突围！”林月樵说完，疾步出街跑向一个高坡，开了几枪后大喊：“我是姜宗泰，我就是姜二虎！”边喊边向西面的方向冲去。

机智勇敢的林月樵提枪加速跑出街口，大部分敌人信以为真，要活捉他，跟着他周旋了半天。林月樵掩护县委同志们突围，最后不幸中弹负伤，被敌人捉走当成姜二虎杀害，并把他的头颅挂在城头。姜宗泰的父亲去收尸时发现，死者并不是自己的儿子，仍然悄悄地将其埋葬。

姜宗泰突围后找到了林月樵的老家，跪在林月樵父母前，泣不成声：“我今后就是你们的儿子，从今天起，我改名叫林月樵，我要为你们养老送终……”

姜宗泰当过独立团团长、抗大分校教育长、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可惜在司令员岗位上病逝，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墓碑上依然镌刻着林月樵的名字。

姜宗泰等一批学长离开二乡师后，没有暴露身份的十几位学生党员在新任党支部书记慕湘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斗争。后来慕湘也暴露了，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在胶东特委委员李厚生的直接领导下，在老家蓬莱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转战西北，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少将，官至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政委。他是著名的军旅作家，《晋阳秋》是其代表作。

1936年，学校在胶东最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抗日救国会”，向胶东各地散发由红色诗人何其芳起草的《告胶东同胞书》，他们派出近十个联络组分赴胶东诸如烟台、文登等各县市中等学校进行联络，约定各校派学生代表到莱阳乡师参加“胶东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虽然因为“赤化”，许多进步师生遭到反动军警的逮捕或通缉，但革命的火种从未湮灭。

从二乡师地下党的秘密聚会，到师生抗日救亡的奔走呼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无不闪烁着他们共赴国难的家国情怀，无不辉映着他们献身家国的铁血壮举。

1937年10月，日寇进犯胶东，莱阳上空不时出现日本强盗的飞机，美丽的乡师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在学校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校长吴伯箫果断决定带领师生撤离转移。

吴伯箫在《记乱离》中这样写道——“我们，四百人，为了救亡，将我们的学校，那和平日子弦歌的乐土，忍着痛白白地抛弃了。总还记得吧，出发的那天早晨，大家冒着大雨后仲冬的寒冽，鸡叫就起来，不点亮灯，彼此摸索着收拾行囊，四百人竟也听不到一点什么杂乱的声息。沉闷是那时的悲歌啊!一声集合的号音，将我们赶到广阔的操场去，记得微茫的星光下，黑黝黝整齐的队伍里发出多少悲壮的唏嘘，记得静默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呼‘中华民族万岁’!”

“黄埔四期”

二乡师从1930年到1937年共招收了七级学生。每届录取80人，学制四年，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知名的教师、作家、将军和党政领导干部。

盘点二乡师560个学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走上革命道路的约占三分之一。而1934年入学的第五级校友，更显得出类拔萃。

诚然，在他们的上下级学友中，也产生过开国将军，如二级的慕湘(陆军少将)和六级的张少虹(空军少将)，但1934年入学的第五级学生尤为突出，产生了十几位将校军官的共和国部级干部。

这两个班的同学，有这么两批人，第一批因为没有赶得上同全校师生一起撤离，就自动组织了自行车队，从莱阳集合，一路风餐露宿向西进发，奔向延安的方向。他们是高瑞(开国少将，后任大军区副职)、姜林东(开国少将，后任广州军区副政委)、鲁奇(后任中科院某部党委书记)、张凯(后任总参某部政委)、曲长川(后任珲春市委书记)。他们途中遇到日机的轰炸，一个多月后终于到达宝塔山下。

第二批也是五个人，在临沂集合出发，骑自行车奔到西安驻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在那里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之中有白相国(后任外贸部长)、谭旌樵(开国少将，后任大军区副职)、刘春山(开国少将，后任大军区副职)、任泉生(后任商业部副部长)和开国上校龚梅芳。

上述十个人中，有四位开国将军，其他人尽管有的后来到了地方任职，但在第一批授衔时，大多是开国大校，大家称外贸部长白相国是“无冕将军”，因为他曾经官至解放军后勤部政委。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二乡师这一届学生中还有傅建吾(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正军级)、鲁光(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乐绪(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有人曾经感叹，这一届仅仅80个学生，开国少将、开国大校和部长级别的军政领导就数以十计，堪称“黄埔四期”。

二乡师作为一段时期的校名似乎已经故去，但它仍然活着。

回顾历史，在二乡师五百多名学生中，走出了一百多位军政领导干部。为什么在这样一所民国时期的乡村师范学校里，涌现出这么多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

归根结底，红色基因是学校赤潮涌动的精神内核。二乡师红色基因的产生、发展乃至壮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这首先得益于一群思想进步的爱国教师，他们是播火者，他们坚守家国情怀，把先进思想传递给学生，启迪学生叩问人生的真谛，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年轻的生命中落地生根，就像为一群志存高远的雄鹰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当我们探究与追寻鲁大校史的根与魂，当回眸先贤的足迹，当缅怀英烈，当我们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