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光

一

“五一”回老家，坐在院子里的马扎上晒太阳。柔和的风，从东巷口吹过来，带着槐花甜丝丝的气味，像是把整个春天都熬成了蜜。看墙角的竹芽刚刚冒出，心里头说不出是亲切还是陌生。

离开老家三十多年了，每年回来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每次回来，总觉得村子又老了一些，像一头伏在黄土坡上喘气的老牛，慢吞吞地，一天比一天沉默。

母亲八十八岁了，耳朵不背，我跟她说话不必凑到跟前，不用像吵架似地喊。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那目光像落日余晖铺在麦茬地上，温温的，软软的。

母亲说趁着天好，把冬天的被褥都翻出来晒晒。我忙活了大半个上午，把被子、褥子都搬出来晒上了，竟已晒得暖烘烘。

晌午，吃着表姐和嫂子送来刚出锅的槐花包子，我和母亲、哥哥就开始当起了评委。母亲说，嫂子做的包子味道鲜、面皮薄、味道好，我和哥哥点头认可，并说表姐做的包子也非常好吃。母亲哈哈笑着说：“那都是100分，都是第一名。”我们俩也附和着笑出了声。

二

说笑间，邻居强子哥端着一大碗槐花馇推门而入，我赶忙起身打招呼。

强子哥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腰板还挺得直直的，黑红的脸膛上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像是被岁月的犁铧一道道犁出来的。

母亲眯着眼看了看强子哥，又看了看碗中的槐花馇。“又送来了？”母亲声音不大，但透着感激。“嗯，今年的槐花开了，我捋了些，做的馇。婶子，您趁热吃吧。”强子哥慢腾腾地说。

一股热气裹着槐花的香气猛地窜出来，甜丝丝的，又带着一点草木的清气。我凑过去看，白瓷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槐花馇，是黄豆磨浆后做的。颜色黄中透着白，白中透着一点点淡绿，像是把整个春天的颜色都揉进去了。

“闻着就香。”我说。母亲尝一口，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味道真鲜啊。”

强子哥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他转身对母亲说：“婶子，快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母亲连连点头，嘴里念叨着：“哎呀，年年让你惦记着。”

母亲要留他吃饭，他死活不肯，说家里老伴已经做好了。我送他到院门口，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当年要不是婶子那碗槐花馇，我和孩儿他娘怕是撑不过那个春天。”

三

一阵风来，槐花的香气更浓了。我站在院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身回去。

母亲在饭桌前，颤巍巍地拿起勺子，又舀了一口槐花馇送进嘴里。她嚼得很慢很慢，像是在品味什么珍贵的东西，又像是在回忆什么遥远的往事。

“妈，强子哥说的那碗槐花馇，是怎么回事？”我在母亲对面坐下来。

母亲没有立刻回答，她又舀了一勺，慢慢地咽下去，目光穿过堂屋的门，望向院子外面那片亮晃晃的阳光。

“那是一九七几年的事了。”母亲的声音有些含糊，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记不太清了，反正你还在读小学那会儿。强子刚分家，那时真穷啊，那叫一个穷……”

我静静地听着，记忆的闸门慢慢地打开。

大集体时，我家里日子也不好过，父亲在大队里当会计挣工分，母亲一个人操持着家务，还要喂猪养鸡。但比起强子哥家，我们家还算是好的了，起码还有几间不漏雨的土坯房，灶台底下还能拽出几斤玉米面。

强子哥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个哥哥，下头还有个弟弟和妹妹。在农村，兄弟多的家庭，老大老二都是要受苦的。强子哥结婚的时候，就在我家老宅子西边起了四间土房，说是房子，其实就是用土坯垒起来的窝棚，顶上苫了一层麦草，下雨天到处漏，要用盆子接。

强子嫂是从山后头嫁过来的，瘦瘦小小的一个人，话不多，见人就笑。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她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地里薅草，太阳毒得很，她头上的草帽破了几个洞，汗水顺着脸往下淌。

母亲说，那年强子哥分家，什么都没分到。老家的规矩是“长子继承，幼子养老”，中间的几个儿子，能分到一间半间房子就算不错了。强子哥分家的时候，他爹给了他两副碗筷、一口锅、半袋玉米面，就算是把儿子儿媳打发出去了。

半袋玉米面能吃几天？何况强子嫂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那年开春的时候，青黄不接。地里的庄稼还没熟，窖里的红薯吃完了，墙角的大白菜也见了底。别人家好歹还有几斤玉米面掺着野菜熬粥喝，强子哥家连野菜都没处挖去——村子附近的野菜早被人挖光了，要到远处的山坡上才能找到，可强子嫂走不了远路。

我后来听母亲说，那些日子强子哥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蹲在院子里抽闷烟。他不好意思跟别人开口借粮，刚分家的小伙子，脸皮薄，怕丢人。

四

转机就出在那棵槐树上。

村子东头有一棵老槐树，粗得要两人合抱，据说是清朝时候种的，没人说得清它到底有多少年。每年五月，满树的白花开得像落了雪，香飘半条街。村里人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拿着长竹竿去捋槐花，回家做槐花馇、槐花饼、槐花馅的包子。

那时的槐花馇是最好做的，也最省粮食。把槐花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搁点盐，上锅蒸二十分钟就成了。黄澄澄的玉米面裹着白花花的槐花，吃起来甜丝丝的，又顶饱，在那时候算是难得的美味。

母亲说，那天她站在院子里，看见强子嫂挺着大肚子站在自家门口，朝村东头那棵槐树的方向望了又望。那眼神里有些什么，母亲说她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饥饿的人面对食物时的渴望，又带着不好意思开口的窘迫。

母亲转身回了屋，把家里最后那点玉米面全拿出来了，又去捋了半篮子槐花，做了一大碗槐花馇。

“当时也没多想。”母亲嚼着碗里的槐花馇，慢慢地说，“就是看他两口子可怜。尤其是你强子嫂，怀了娃，不吃东西哪行？我们家里虽说也不富裕，但匀一碗饭出来，还不至于饿死。”

母亲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太了解她了。她这一辈子，就是宁可自己饿着，也要帮衬别人的人。

那碗槐花馇，是母亲亲自端过去的。

强子哥后来说，那天他正好不在家，去外面找野菜了。等他回来的时候，看见强子嫂坐在床沿上哭，面前的桌上摆着半碗槐花馇，那是强子嫂留给强子哥的。强子哥没舍得吃，全让强子嫂吃了，碗底还沾着一点玉米糊糊，强子哥就舔得雪白锃亮，两人被一碗槐花馇感动得抱头痛哭了好一阵。

哭完后，强子嫂抹着眼泪，指着那只碗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强子哥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蹲下身，把那只碗捧起来，碗底似还有温热，余温透过碗壁传到他的掌心，像一只手，握住了他。他又哭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人，蹲在地上，抱着一只空碗，哭得像个孩子。

五

现在看来，一碗槐花馇算什么？不过是春天里应景的吃食罢了。吃过了，也就忘了。

可强子哥没忘，他记了将近五十年。

那碗槐花馇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后来慢慢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拼凑了出来。

那年夏天，强子嫂生了个大胖小子，他抱着儿子，跑到我们家给母亲看，非让母亲给取个小名。母亲笑着说：“我又不是文化人，哪儿会取名字？你们自己取一个就行。”他不依，说啥也要母亲给取。母亲想了想，说：“孩子生在这槐花开后的时候，就叫槐开吧。”

强子哥连连点头，抱着儿子回去，一路上欢歌笑语。后来“槐开”考上了南开大学，现在是天津市的一位副厅级干部。

那个年代，谁家都不富裕。但强子哥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蹲在院子里抽闷烟了。他起早贪黑地干活，队里的活干完了，就去山上开荒，种土豆、种玉米、种地瓜。强子婶也是个能干的女人，身子刚养好就下地，两口子硬是靠着一身力气，把那几间漏雨的土坯房翻修了一遍，一间一间地加了盖。慢慢地，日子真就好起来了。

六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子哥家的日子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他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又肯吃苦，年年收成都不错。他还养了几头牛，后来又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农闲的时候帮人拉货挣钱。强子嫂在家里喂猪养鸡，一年出栏好几头肥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可不管日子多好过，每年五月槐花开的时候，强子哥一定会做一件事——去捋槐花，做一碗槐花馇，端到我母亲面前。

这件事，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雷打不动。

记得有一年，也是“五一”回老家，看见强子哥又端着一碗槐花馇过来了。那时候母亲已经六十多岁了，他也将近五十岁，一个五十岁的汉子，端着一只碗，走路的步子稳稳当当的。

他把碗放在桌上，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忽然说了句：“婶子这辈子，帮了多少人，她自己都不记得了。”我问母亲，你都帮过谁？

母亲想了半天，说：“有啥好记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谁还能求不着谁？”

可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东边王家的媳妇生孩子奶水不好，母亲就去送了鲫鱼；西边李家的儿子要娶媳妇，母亲借出去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村口赵家的老太太病了，母亲天天去给送饭探望……

这些事情，母亲从不主动提起，别人提起来，她也是摆摆手说，“那算啥。”好像这些事都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那是我参加工作前，母亲送我到村口，忽然说了一句：“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帮了别人，自己心里也踏实。你记着，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好，人不会忘的。”

那时候我不太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我忽然也想做一碗槐花馇了。做给母亲吃，做给强子哥吃，做给所有在饥饿的年代里互相搀扶着走过的人吃。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期的，比如一碗槐花馇的温度，比如一颗感恩的心，比如人世间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义。

明天一早，我就去捋槐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