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妈妈兄妹六人，我们表兄妹足足二十人，可谓枝繁叶茂。最大的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小的建洲1975年出生，上下差了近一辈人。建洲是小舅家的老小，与我颇有渊源。

我小时候在昌邑长大，1992年迁居烟台的姥姥村。对建洲最早的印象，是小学三年级我在烟台的孔家滩小学插班就读时，他不过两三岁，一个小不点。

再见建洲是1983年。我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妈妈让我到烟台看望姥姥，住在大舅妈家里。建洲放学后过来玩，大舅妈逗他：“你看看谁来了？”建洲看见我，张嘴就叫：“小泉子。”大舅妈笑骂道：“你这个没大没小的东西，小泉子也是你叫的？”

1988到1990年间，我在昌邑一家染织厂做采购，经年往返烟台、大连之间。那时爸妈已在孙家滩工作生活，我得空便去探望。建洲还在上学，偶尔能见上一面。

1992年我正式定居孙家滩，建洲也中专毕业了。昔日的小屁孩已长成一米八的英俊小伙，眉清目秀，一头浓密黑发，干练又洒脱。他在村供销社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一下多了起来。

每年大年初二，给舅舅拜年的日子，大舅和小舅轮流坐庄，我们表兄弟都是陪客的主力。初三，大舅家的女婿来拜丈人，我们又一道作陪。初四，再一起去孔家滩我二姨家——也就是他们的二姑家走亲戚。再加上平时节日和长辈们的生日，一年到头，聚个不停。

我刚来烟台时不善喝急酒，喜欢小口慢酌。建洲酒量也不差，喝酒却虎得很，半斤白酒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擎着空酒杯在我眼前晃，一脸挑衅地嚷：“哥，你也干了！”我只好求饶：“我实在干不了，我慢慢喝。”他便一副得意神情。其实我酒量并不差，没过多久，他就尝到了苦头。

村企改制浪潮席卷而来，供销社被原经理承包了。建洲在未婚妻和老丈人的资助下，在供销社对面开了间五金建材商店。从那时起，小舅家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起来。

商店依托村里几个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为了方便进货，建洲还买了辆小面包车——上世纪九十年代能有一辆私家车，算得上风光无限了。他常招呼我一道去进货，中午我俩便“哥俩好”，手把一，一人一瓶“光腚”烟台古酿，再加几瓶啤酒。每次建洲必醉。

有一回，大约秋冬季节，我俩中午喝了些酒，他喝得有点高。我们去他老师的养鱼池钓鱼，忙活半天一条没钓着，又不甘心。建洲见池塘里张着一张渔网，便想去网里捞几条。他挽起袖子，用力一提渔网，脚下绊了个踉跄，整个人一头栽进了网里，衣服全湿透了。我喊：“快上来，别冻坏了！”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渔网翻了个底朝天，捡出三四条大鲤鱼。脸上沾满泥水，还龇着牙冲我大笑。

我俩拎着鱼回到小舅妈家。建洲刚想显摆显摆，小舅妈瞧见儿子的狼狈相，又急又气，抄起笤帚从屋里冲出来，照着建洲就是一顿招呼。我在旁边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一脸尴尬。

建洲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在周边三村五屯也算数得着的帅小伙。可他对爱情却忠贞不渝。

他和爱人海霞是前后邻居。建洲比海霞大一岁，生日却是同一天。据海霞讲，建洲从上幼儿园就认准了她。建洲比海霞早上一年学，到了初中竟故意留了一级，只为和她同班。初中毕业，两人又一起考入同一所中专，毕业后一同开店，后来又共同成立公司，大半辈子没分开过。

我和海霞同年学车。海霞理论考出来比我早，建洲不放心她独自去驾校，硬是等我理论考过了，让我陪她一起去。等海霞拿到驾驶证，便成了我俩喝酒时的“专用司机”。建洲再喝多，也有人照顾，也免了我的后顾之忧。

2005年大年初五，我驾车从昌邑带着爱人、姐姐、女儿和外甥去北京旅游。建洲打来电话：“你在哪儿？”我说：“到北京了。”他说：“你在那儿等着，我去找你。”我挂了电话，只当他说笑，没往心里去。傍晚他又打来，问我住哪儿——他和海霞带着女儿、侄女，还有连襟一家三口，当真到了北京。

我们一道看了天安门升旗，登了八达岭长城，一起尝了北京烤鸭和东来顺的涮羊肉。

2016年春节，我们两家又结伴出游，去了太原晋祠、成都武侯祠、宽窄巷，还有重庆武隆的天坑地缝，走了许多地方。

后来各自业务繁忙，我俩单独喝酒的机会渐渐少了。好在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一大家子的人情往来反而更多，依然能时常相聚。

前几日和建洲一起喝酒，他忽然提起：“你写的那些文章，怎么一个字都没提我？都忘了？你盖房子的时候，我钻在玉米秸秆里给你看了一夜场地。”

我一愣，心头忽地一热。是该为小表弟单独写一篇了。记下我们过往的青葱岁月，也好让后辈们知道，我们兄弟之间这份绵长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