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宋元丰八年（1085）秋，苏轼赴登州上任，一路苦旅，及至初冬才到达。前后百日，竟与一只食盒（宋称累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鲜有人知，为求做这只小小食盒，他不惜屡屡修书，托付师友，仿佛天下再无更要紧之事。后来终于如愿以偿，那食盒也“累”进了几重师友情谊。这桩登州旧事虽小，意味却悠长。

一、吃货：携壶藉草

苏东坡是个真正的“吃货”，这事儿他自己从不否认。“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苏轼诗集》卷二十）。“东坡肉”便是他发明的经典美食代表作。

东坡还有个癖好——野炊，且要求讲究，有格调。他不愧为典型的北宋文人，喜欢踏青郊游，青睐携壶藉草，就是带着酒壶和草席到山野或溪边，休闲观景，饮酒品食。

苏轼对于自己在家乡度过的少年时光留有深刻记忆。“我昔在田间，寒疱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俗称芜菁‌、‌大头菜）。”（《苏轼诗集》卷四十四）‌

新婚后的苏轼，被妻子王弗拴在了岷江边、古庙前、清溪旁，到处留亲密、印爱迹。苏轼爱吃的炒瓜子、炸蚕豆等，都被她装进简易的食盒里，然后到瑞草桥畔野炊。这是他们短暂婚姻中，最具烟火气的甜蜜注脚。

在家乡四川眉山，苏轼跟叔丈王庆源在中岩寺、瑞草桥畔野炊，享“江上携壶藉草之乐”（《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他在给妻弟王元直信中写道：“往来瑞草桥，夜还何村，与君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不知当复有此日否？”（《苏轼文集》卷五十三）

后来为仕途辗转多地，食盒跟马随车，野饮携壶藉草，也都成了苏轼必选项。“为甚酥”是他在黄州时所创名称：“野炊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苏轼诗集》卷二十二）

又有“开樽藉草劝行路，不惜春衫污泥土”，“故人馈我玉叶羹，水冷烟消谁为煮”。（同上）

苏轼后来还有《浣溪沙·野饮松下》：“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苏东坡全集》卷二十九词）

这一切，都给苏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忘印记。

二、食盒：游山神器

古代食盒，由春秋战国时期盘状食器，演变到汉代至魏晋后“樏”或“槅”。宋代文人墨客郊游时所用的“游山器”，则堪称提食盒的起源——“上公遗我游嵩具，匜盥杯盂色色全”。（《潞公集卷四》文彦博）

食盒伴着士大夫、显贵们的闲暇生活，是踏青游憩、田野雅集的必备佳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犹如今天的“外卖”。

酒馆和餐馆，用食盒运送熟食，箱状食盒，大小不一，大的有半人多高，须两人肩扛，小的一尺来高，一个人就能提动。居家食盒形制为长方或圆形，多层格，带抽屉。内设分区，盛放汤菜和主食。富者用紫檀、黄花梨、鸡翅木，庶民用榉木、柏木。另有表面髹漆、朱红、黑漆及描金绘花的。

苏轼曾在《馈岁》（《苏轼诗集》卷四）诗中描绘蜀地岁末风俗——互相馈赠食物“盘鲤、笼兔”，家家户户以食盒盛放年礼，络绎不绝，人间烟火气十足。

在《后赤壁赋》中，苏轼与客“携酒与鱼，夜游赤壁”。《赤壁赋》中有文“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苏轼文集》卷一赋）——那些装盛酒肴的用具，也必是食盒无疑。他在后来某年春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苏轼诗集》卷三十九），也将食物装入食盒，与友人共享美食之乐。

苏轼谪居黄州四年，转汝州、驻常州，后去登州。同样使用食盒，心情却不一样。且不说登州那地方，海市蜃楼他念叨半辈子，还有山珍海味，想想都让人流口水。黄州苦，他吃出了“东坡肉”；登州美，他不得吃出个“东坡鱼”来？

况且，这些年颠沛流离，从汴京到杭州，从湖州到黄州，一家人跟着他吃苦受罪。如今知州官复原职，出门野炊，总得有个像样的食盒吧。这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更像换一种心情。

可他马上就要赶路，现做来不及了。思来想去，他决定托个人帮忙。

这个人，就是滕元发，此时正在湖州任知州。

三、滕甫：亦师亦友

滕元发（1020-1090），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人。其官至“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宋史·滕元发传》）

滕元发比苏轼大十七岁，是前辈，更是他的铁哥们儿。这位滕公，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九岁能赋诗，长大后更是了不得——两中探花，科举史上绝无仅有，两年之内三次担任开封府尹。

滕元发晚年与苏轼交往，照应他诸多；苏轼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染了滕元发的英雄豪杰之气。

苏轼跟滕元发的忘年交，始于开封府推官任上。熙宁三年（1070），35岁的苏轼与滕元发相晤，两人一见如故。元丰四年（1081）正月，苏轼被贬黄州时，滕元发曾利用调任之机，绕道专程去看望他。此后两人鸿雁传书，或交流人生和政治，或沟通养生体验及文化。

元丰七年（1084），苏轼徙常州，而滕元发改知湖州，两人相约在镇江金山寺见面。苏轼先在仪征安顿好家人，即乘船前往金山寺。苏轼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久放江湖，不见伟人。前在金山，滕元发乘小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苏轼文集》卷五十七）

到金山后，滕元发劝他向朝廷上表，改换安置所，就在水光山色的江淮一带安家。最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苏轼将家选定在常州宜兴。

就是这样的关系，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盟友，生活上的朋友。因此，登州这一转折期，苏轼跟滕元发紧密交流，便在情理之中。《苏轼文集》里收了他跟滕元发的书信六十八封，仅次于程正辅的七十一封，排在第二。其中至少十七封，是赴登州途中及任上写的，跟食盒有关的就有三封。换句话说，这位老兄一边赶路，一边跟滕元发碎碎念食盒的事儿，真执着。

这次求做食盒，说起来也不算大事，但苏轼写得恳切、认真，滕元发回复也干脆与痛快。从中也说明了苏轼深谙人性的一面：朋友都是麻烦出来的。求人办事，彼此的关系更铁，更有黏性了。

四、求助：朱红累子

从常州尚未启程时，第一封信就发出去了，苏轼写得小心翼翼，带着点儿试探的味道：“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做否？若得之，揣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务。不罪。”（《苏轼文集》卷五十一，下同）

嘴上说“非急务”，其实是着急的，不然也不会专门写信来问。这里说的“朱红累子”，就是朱红色的多层食盒，竹木结构，髹漆光亮。其中朱红色的累子，尤为常见，吉祥、繁荣，受欢迎。

苏轼要的这个食盒，档次不低。他在启程后，第二封信里，说得清楚，要求具体：“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然遂成藉草之兴，为赐亦不浅也。”

原来，他要的是“两卓、二十四隔”——两层食盒，二十四个格子。这么多格子，凉碟热菜、干鲜果品、酒壶茶具都能装。还生怕滕元发不理解，他解释了这食盒的用途。

其实，滕元发早就懂了。苏轼刚接到登州任命的时候，他就率先送了建茗礼物——福建名茶来祝贺。苏轼回信道谢：“前蒙惠建茗，甚荷。醉中裁谢不及，愧悚之极。”翻译过来：您送的好茶收到了，感激不尽，之前喝醉了没及时道谢，实在惭愧。

第三封信，是苏轼收到食盒后写的。那会儿他已经到登州了。他打开一看，喜出望外——滕元发做的食盒，格外精致，光彩照人，比他想象的还好。他赶紧写信致谢：“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为别造朱红，尤为奇妙。物意两重，何以克当。捧领讫，感愧无量。”意思很直白：我求您做的食盒收到了，特别好，尤其是那朱红色，太奇妙了。食盒本身贵重，您的心意更珍稀，我受之有愧啊。“感愧无量”四个字，他掏了心窝子。

信里还提了一句：“旧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带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旧的食盒已经寄到常州，让弟弟苏辙带到京城去，等到了就拿过来用。这话说得有意思。一个食盒，新新旧旧，全是故事。

滕元发给苏轼做的那个朱红累子，就属于“高级定制”——既是实用器，也是艺术品，更是情谊的载体。而苏轼求食盒，求的也不只是一个器物，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哪怕被贬谪、哪怕在赶路，也不能亏待了嘴，不能委屈了心。

五、礼用：食盒情结

元丰八年十月十五日，苏轼到达登州。

来而不回非礼也。他第四次给滕元发写信，说的是回礼的事。苏轼拿出自己的俸禄，置办了一批登州礼物：“鲍鱼三百枚、黑金棋子一副、天麻煎一蔀，聊为土物……”意为，鲍鱼、棋子、天麻煎，都是当地土特产。

苏轼把这些东西打包寄给滕元发后，又去第五封信：“月中前，急足远寄，必已收得。”

当时从登州到湖州，驿道实际通行距离甚远，很可能在1300公里到1700公里之间。而苏轼寄赠礼物，使用急脚递这一紧急的军情传递方式，速度惊人，可在一周内完成传递。此信息可倒推，苏轼离开登州的时间，应为十一月中旬。

苏轼在登州时，曾写过食盒：《鳆鱼行》中，“西陵衰老繐（同“穗”）帐空，肯向北河亲馈食”诗中，提及的“馈食”二字，正是古人用食盒传递食物与情谊的真实写照。苏轼准备珍贵的鲍鱼（鳆鱼），将其“分送羹材作眼明”，与友人分享这份海中珍馐——在那个时代，也只有食盒才能承担保存和运输美味的使命了。

登州山海仙境，果然没让他失望。陆岛相映，城郭巍峨，蓬莱阁矗立丹崖山上，俯瞰北海（今黄渤海），气象万千。

试想那一日，苏轼携带着他的“累子”食盒，登临蓬莱阁。食盒中或许盛着登州当地的时令海味，或许有几碟精致的佐酒小菜。海风吹拂，杯盏交错，眼前是变幻莫测的仙山海市，身后是食盒带来的世俗温暖。人间烟火与天景奇观融为一体，正是苏轼生活美学最生动的写照。

苏轼走的那天，登州下着雪。他让人把食盒用布包好，放在马车最稳当的地方。回头看了一眼蓬莱阁，叹了口气，上了路。

苏轼离开登州后，那个朱红累子一直跟着他。每当看到那个朱红色的食盒，他就会想起登州的山海，想起滕元发为他驾一条小船，破浪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