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我1967年出生于昌邑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姥姥家却远在二百多公里之外的烟台。

二百公里，在现代人看来，开车也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个时代，这距离却宛如一道难以逾越的天河，将亲情阻隔在遥远的彼岸。由于路途遥远，我几乎没有去姥姥家做客的机会。童年记忆里，只在学龄前去过一次，年纪太小，印象都很模糊了。唯有一张照片能作证明：照片里，爸爸妈妈抱着我和一两岁的姐姐，后面站着扎着大长辫子的大表姐惠芳。除此之外，一片朦胧。

小学三年级那年春天，妈妈决定带我到姥姥家去。我们从密埠店坐公共汽车到蓝村，再从蓝村转乘火车去烟台。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什么都稀奇，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满眼都是西洋景。一条绿色长龙吐着白烟，鸣着响笛，从远处缓缓驶进站台。黑色的车头仿佛是一头钢铁怪兽，红色的大车轮，像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妈妈却每到一处都死死拽着我的手臂，生怕一眨眼我就会从她视线里消失。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烟台汽车站坐车到了刘家滩站，下车后妈妈背着大包小包，沿着乡间小路，领我步行到了孙家滩的姥姥家。看到我们到来，年轻漂亮的小舅妈腰系围裙、扎着两根短辫，快步迎上来。她一边叫我的名字，一边接过妈妈手里的包裹，朝屋里喊：“妈，我姐回来了！”姥姥看见我们，嘴唇激动得直哆嗦。她用又尖又细的嗓音朝妈妈念叨些什么，又一把将我拽上炕，搂在她身边。姥姥是个瘦弱的小脚老太太，满脸皱纹刻满风霜，花白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在我眼里，她那样慈祥可爱。她说话很快，我大多听不懂，只好睁大眼睛茫然望着。

从姥姥家出来，妈妈又带我去后院的大舅家。大舅妈四十多岁，留短发，精明能干。她对我开玩笑说：“一个‘小西府莱子’！”

妈妈这趟主要是去大连的大姨家，只在姥姥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把我送去二姨家。因为表哥在孔家滩小学当老师，可以安排我在那儿借读。把我安顿好，她乘船去了大连，我便在二姨家住了下来。

二姨排行老三，和姨夫育有一男二女。她自尊心强，行事谨慎，仿佛一辈子都活在姨夫的身影里。姨夫身材魁梧，四方脸，面色红润，说话总是笑眯眯的。

二姨夫那时在一家修船厂上班，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偶尔还带回一些海产品，如鲐鱼、鲅鱼、螃蟹和爬虾等，让我们美美享受一顿海鲜大餐。二姨则常年在家里绣花。炕上始终摆放着两根木头做的绣花撑子，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才收起来。

他们一家五口住三间低矮的平房，东西两铺炕，中间两个灶台，只留一条窄窄的过道。一做饭，过道就被堵得严严实实，因此全家常年都在东炕上吃饭。东炕睡二姨、姨夫和令军表哥，西炕是芬姐和双姐的卧室。门框挂着花布门帘，姨夫一米七几的个子，进出都得低头。

我和大我十岁的表哥睡一个被窝。他近一米八的个子，吹拉弹唱样样通，还写一手好字。小分头油亮，中山装整洁，上兜插着两支钢笔，一身知识分子派头，站在人群里如玉树临风。可一到晚上，脱下外裤，那双因长年无法彻底洗净而黑乎乎的膝盖，泄露了清贫的底细。

早饭过后，我跟着表哥去村南的孔家滩小学。他把我领到一个个子不高、穿花格衣服、扎两根短辫，模样俊俏的女老师面前——她叫孔凡玲，教三年级。那时她正和表哥谈恋爱，后来果真成了我的表嫂。

孔家滩村被一条南北贯通的小溪一分为二，中间靠几座灰白色的花岗岩石板铺成的小桥连接起来。平时河里没有多少水，黑乎乎的河底只有几汪小水坑，常年被几群鸭子占据，鸭子成了这条河名副其实的“主人”。

匆匆时光总是短暂。我只读了半个学期，就回了昌邑老家。再去烟台，已是初中毕业之后。1992年，我们全家迁到烟台定居。

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爸爸、妈妈、二姨夫、令军表哥都已离去。孔家滩村原先低矮的村落也被高楼大厦所取代，连同孔家滩小学也不复存在。九十岁的二姨依然健在，逢年过节我都去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