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兵

我家门口有棵古老的大槐树。不知从何时起，树下的涌泉路渐渐成了一处农贸市场，连时间也被分成了两种节奏。黎明前是缓慢的，黄昏后是欢快的。两种节奏在这座小城的一隅并行，却极少交汇。

据说,老槐树已有数百年了，夏日浓荫蔽地，一片清凉；冬日枝头光秃，像老人伸出的手臂，在风里微微颤动。它见过凌晨赶路的灯火，也闻过夜晚喧天的锣鼓。

黎明前的黑暗里，七十多岁的老农们从二三十里外的乡村动身。冬日顶风冒雪，夏日酷暑难耐，只为在大槐树下抢占一小块地盘——摆上他们亲手种的白菜、萝卜、小葱，还有土鸡蛋等。秋天苹果熟了，三轮车上便多了几筐自家种的苹果，那红彤彤的颜色像极了他们被风吹皴的脸庞。

冬日凌晨四点，城市尚在沉睡，他们却已在寒风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搓手、跺脚、呵出白气，浑浊的眼睛望向街道尽头，盼着天亮，更盼着顾客到来。

我曾与一位七十八岁的大爷聊过几句。他家离城二十多里，老伴长年卧床。“这么个年纪了，怎么还不歇歇？”大爷满是皱纹的脸上掠过一丝淡笑：“能动就得干点，老伴身体不利索，我能挣一点是一点。”我望着他，半天没说上话。旁边摊前，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走过来，捏起一棵葱，翻来覆去看了看，大概觉得叶子不够精神，皱了皱眉，随手扔下便走。走出两步，她忽然停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继续往前走。老人弯腰拾起，轻轻捋去叶子上的尘土，又小心放回原处。

天慢慢亮了，路人也多了起来。老人们不善吆喝，只是憨厚地笑着，把菜码得整整齐齐，把鸡蛋摆得稳稳当当。

中午下班，我看见一位大姨摊前，只摆着三个鹅蛋、十几个鸡蛋，还有一把已然发蔫的菠菜。她说快一上午了，连个停下看一眼的人都没有。我拿起她的鹅蛋，蹲下来跟她聊了几句。问起儿女，她垂下眼，手里的鸡蛋攥了又松，轻声说：“在城里呢，忙，一年难得回来几趟。”顿了顿，又补上一句：“不怪他们，城里的日子也不容易。”说完抬头冲我笑了笑，那笑意底下压着什么，她没有再说。家里冰箱还有一箱鸡蛋，但我还是把她的鹅蛋、鸡蛋全买了。大姨过意不去，执意把那捆菠菜免费塞给了我。

一连几日，门口卖葱的张大爷都没露面。他家葱长得好，价钱又实在。向旁人打听，才知道他凌晨赶车翻了车，腿受了伤。人在家养着，心里惦记的还是地里的葱。

夜幕低垂，摊位一个个收起。天黑透的时候，我看见一位老人摸出一个凉馒头，就着一根生葱，蹲在三轮车旁默默吃完，喝两口自带的白开水，才弓着背蹬车离去，融入夜色里。

随着最后一位菜农的三轮车消失在夜色里，百米外的文化广场音乐声清晰了起来，那里是另一番天地。退休的人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南侧锣鼓队敲得更是震天响，仿佛要把白天积攒的气力都撒出去。广场霓虹闪烁，音乐此起彼伏，彼此交织——这是他们的黄昏，是辛劳半生换来的清闲。

我原以为这只是热闹。直到有一天，一位跳舞的阿姨跟我说：“跳舞不为别的，就图这里有人声。”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我却忽然有点明白——黄昏的热闹，有时不过是为了把寂静挡在门外。

广场上跳舞的人，不少是我的邻居，也有很多独居的老人。他们的儿女，跟摆摊老人们的孩子一样，大多不在身边，很少回来。只不过摆摊老人把想念说出了口，广场的老人把这句话藏进了音乐里。

领舞的那位阿姨，有时清晨也会出现在大槐树下。她拎着布袋子，挨个摊位细看，遇上合意的就买点。对需要找的零钱，她总笑着摆手：“不用找了。”老人们起初推让，后来也就收下，但总要搭上几棵小葱或者香菜。有一回，我听见她蹲在卖萝卜的大爷跟前，轻声问：“您今年多大啦？家离这远不远？”大爷愣了一愣，像是许久没人这样同他拉家常，半晌才搓着手答道：“七十六了，远是远，但习惯了。”她点点头，没再多问，走时把大爷剩下的几根萝卜全买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花白的发间，落在大爷粗糙的手背上。那一刻，两种节奏挨得很近。她未必认识每一个老人，却认认真真地，把他们看进了眼里。

夜风里传来谁家电视机的整点报时声，涌泉路的路灯也愈发明亮，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跳完舞的老人们陆续回家，绕过白天菜农留下的菜筐和堆好的烂菜叶子，慢慢散了。

老槐树始终不语，只是年复一年，在晨昏间，落下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