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碾坊”这两个字，对大多数“80后”来说，都已很陌生了。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记忆的门，却是从这座碾坊吱呀作响的石碾声里，一点点推开的。那时候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生活水平仅仅能够吃饱饭而已，日常是离不开碾坊的。

村子不大，住着二百多户人家，主街是坑坑洼洼的南北向泥路，村民却习惯分成“前道”“后道”。两座碾坊在使用上分得很清楚：前道的人不会去后道的碾坊，后道的人也不会到前道的碾坊。

前道的这座碾坊，在我上小学时，每天要经过它的旁边。它是一间孤零零的房子，房子的前边是一片空地，东边是一个荒芜的院落。一棵足有百年的老槐树，树干有点弯曲，繁茂的枝叶斜伸过来，遮住了小半个碾坊。它像一把大伞，给这个破旧的房子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这是一间老旧的北屋，没有房门，远远望去就像没有牙齿的老人，打着哈欠。东边的墙上，有一个没有窗框的四方窟窿，透进来些许光亮。

走进碾坊，迎面便是一盘巨大的石磨。磨盘直径足有两米，几乎占去了大半间屋子。磨盘中央，是一个几百斤重的大石碾子——四四方方的木头框子把它牢牢固定在磨盘上；框子中心竖着一根手柄粗的铁棍，碾子就围着这根铁棍一圈一圈地转动。一根碗口粗的木棍，从木头框子上斜伸出来，那是推动碾子转动的碾杠。

那个时候，村里已经有了一个用柴油机推磨的磨坊，主要是用来磨小麦和玉米。

这个碾坊主要是用来碾地瓜干和黍米粉的。可是，有些“老顽固”认为机器磨的面粉有股其他的味道，嫌弃做出来的干粮不好吃，仍旧喜欢用石磨来磨面粉。

在那个年代，地瓜和地瓜干是人畜共食的主要口粮。到这里把地瓜干碾碎，是用来喂猪的。爸爸和姐姐都有晕车的毛病，围着碾子转圈圈，时间一长就会头晕，推碾子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

把地瓜干铺在磨盘上，开始碾的时候阻力很大。我力气又小，需要爸爸或是姐姐帮忙带几圈。石碾子在地瓜干上碾过，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铁锅里炒熟的豆子；等到转了几圈之后，就轻快许多，我一个人就能够推着缓慢地转动。等到地瓜干被碾得越来越碎，我推碾子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时还需要一个人拿着笤帚，不断地把碾在外边的地瓜干往中间扫，让碾子能够碾到。碾猪饲料不需要把地瓜干碾成粉末，只要把它碾成拇指大小就可以了。

碾坊最忙的时候，要数春节磨糕面子。我们老家有过年蒸糕的习俗，每到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蒸糕。把磨好的黍米面放在锅里蒸，满满一锅黄澄澄的糕就蒸好了。每人一大碗，放点糖，这就是全家人的中午饭。妈妈再把多余的糕放在草垫子上，沾着凉水摊平；趁着年糕还未变硬，用大枣在上面摆几个福字，然后切下来作为给老祖宗的贡品，也有步步登高的寓意。

我喜欢用油煎着年糕吃。若蒸出来就吃，噎人，干巴巴地堵在喉咙里，半天咽不下去，我特别不喜欢。可是那个年代，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是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

每年过了腊八，碾糕面子就提上了日程，碾坊也迎来了一年中最高光的时刻，天不亮石碾子就开始咕噜噜转起来，到半夜时分都还没有停下来。碾糕面子不同于碾地瓜干，往往需要几家搭伙才能够完成。因为把黍米碾成糕面，需要很长时间推碾才能够达到要求，一上午也碾不了一户半户，一两个人的气力很难坚持下来。

为了抢占碾坊的优先使用权，往往天不亮就要到碾坊排队。把黍米均摊在磨盘上，我们这些傻小子轮番上阵，推着石碾子飞速旋转。婶子、大娘们用头巾包着头，拿着笤帚不停地往磨盘中央扫；再把磨好的黍米面用铁簸箕端下去，用细面箩反复筛。符合要求的细面就装起来，没有碾好的再放到磨盘上，如此数番，才能够碾好。我们这群推磨的都汗流浃背，穿着短衫；婶子、大娘都成了白毛女，相互看着忍俊不禁。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破败的房子都变成了崭新的瓦房，崎岖不平的土路被水泥路所代替。一排排整齐的房屋，一条条宽敞的街道，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两座碾坊也没有了踪影，连几千斤重的大磨盘和石碾子，也不知所踪。

如今站在早已变样的村街上，我常想，如果那座碾坊还在，那盘石磨还在，该有多好。我不是想让子孙后代去推它，去尝那份苦，只是很想让他们摸一摸——摸摸磨盘上那些被岁月磨平却又深刻入骨的沟壑，告诉他们，我们的来路，曾经是这样一圈一圈，慢悠悠，却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