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一

书，许慎《说文解字》曰：“著于竹帛谓之书。”造纸术的发明推动了书籍的普及，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以个人素质全面发展为基础的未来社会里，读书自学无疑是提高社会个体和群体素质的成功路径——脚步到不了的地方，读书可以。

在中国，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向来是看他有没有读书乃至读了多少书。

真知从实践中来，也从书本中来，书本是前人实践的结晶，接受书本也就是接受历史的实践经验。把读书等同于文化，这成了中国人的一个观念。

读书也就是学习，在儒家是很看重的。《论语》开篇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荀子《劝学篇》首句则是“学不可以已”。读书学习是放在第一位的。但那时的读书，首要和主要的是读儒家经典，读圣贤之书。

书籍是知识的博大载体。脆薄的纸页承载着沉重的铅字，将悠远的历史连接成缆索，将沧桑的人生浓缩成纤绳，将壮丽的文明演绎成启蒙，将遥远的未知燃烧成火炬，让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在书籍的海洋里畅游，浮躁可以变得沉静，肤浅可以变得深刻，狭隘可以变得宽容，无奈可以变得自信，卑琐可以变得高尚，黑暗可以变得光明。

热爱读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崇尚知识，是现代人高尚的追求。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全面分析了丘吉尔、戴高乐等人作为一个成功领导者的共同特征后说：“所有我认识的伟大的领导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伟大的读书者。”基辛格不再担任美国国务卿时，他曾说：“卸任以后最大的喜悦是不需要整天再看文件，可以读自己爱看的书。”

二

读书的情趣，在于与一本好书相遇相知。沉浸其间，可远离空虚与浮躁，唯感心灵的丰实与精神的愉悦。阅读不仅增长知识，其本身便是对生命的滋养。

然而，现实中的阅读景观，却不容我们一味乐观。多项调查揭示了家庭藏书与阅读习惯的普遍匮乏现象。在某地，超过60%的农民家庭藏书不足50本，仅一成的家庭藏书逾百册；近半数农民几乎不购书，近八成尚未养成稳定的阅读习惯。这种状况并非农村独有，城市同样面临挑战。前几年，某直辖市的一个调研显示，约有40%的家庭藏书量少于20本。

这些数据折射出一个深层症结：在物质丰裕与信息喧嚣的时代，许多人的精神生活趋向浅表化与快餐化，健康向上的阅读文化尚未植根。价值的漂移与内心的浮躁，让系统性的深度阅读变得日益艰难。

如何让书本重新成为一种亲切的日常，让阅读内化为一种从容的坚守，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倾斜。这些人淡化了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浮躁的心很难静下来读点书。

古人常言“书到用时方恨少”，阅读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映照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众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全民阅读早已蔚然成风。

近邻韩国以国家名义倡导阅读，日本通勤族在电车、巴士上手不释卷的景象，构成了独特的“车厢文化”。在欧美，读书俱乐部遍地开花，成为社区文化生活的常态。有调查显示，在美国人业余时间支配中，“与家人孩子相处”占20%，“看电视”占21%，而“读书”则以35%的比例位居首位——这一数据至今仍常被引作国民阅读传统的生动注脚。

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生活方式与精神认同的重要组成。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多买书，多读书，读好书，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

三

俄国诗人杜留波夫在一首自勉诗中写道：“在一天中把这个图书馆里的书都读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的确表明了他多读书的决心。他单是十二岁那年，就阅读了410种书。我国唐代诗人杜甫也有“读书破万卷”的名言。马克思一生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写《资本论》，他用几十年的时间研读了1500多部著作，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终揭穿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一生畅游书海，为写《战争与和平》，他参考了700多种历史书籍，从构思到完成初稿，用了40多年的时间。

应当看到，古今中外名家主张“多读”，都是以“得”为前题的。事实上，要想真正多“得”，就必须循序渐进，从少入手，积少成多，集腋成裘。

有人统计了这么一组数据：一个中等水平的读者读一本一般性的书，每分钟能读300字，十五分钟就能读4500字。如果天天坚持读十五分钟，一周就能读3.15万字，一年的阅读量可以达到160万字以上，可读十几本书。这个统计，意味深长。

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他在1929年11月致李立三的信中写道“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纸给我”。这立即使人想起高尔基的那句名言，说读书“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28年后，64岁的毛泽东给秘书林克写信诉衷肠：“年纪大起来，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

“涓涓之水终可磨损大石，不是由于它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昼夜不舍地滴坠。”只有勤奋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知识和技巧，因此，关于读书，我们可以确切不误地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四

鲁迅先生认为自己读书没有定法，但有自己的取舍把握。1936年，鲁迅先生重病中《致颜黎民》一信谈到读书的主张时说，第一步要泛览，“大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都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

泛览并非就是放弃深究和专攻。鲁迅先生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泛览和对书籍的一般性接触，读书人应进一步“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专业，不能像玩“杂耍”一样没有专攻而“油滑”。这给读书自学者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浩瀚书海，汗牛充栋。现代人读书自学，就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需要的读物。

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笑忘录》中，曾以锐利的笔触讽刺“文化工业”的泛滥现象：“著书癖在人群中蔓延，从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到售货员、主妇，乃至凶犯、妓女、警长、医生、病人——无人不可写作，人人都可奔上街头高喊‘我是作家’。”这种看似平等的创作激情背后，实则是写作神圣性与严肃性的消解。反观当今，不少所谓的“文人”与“作家”，既缺乏率真深挚的生命体验，亦抛弃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深厚传统。对他们而言，写作不再是心灵的表达或社会的担当，而沦为粉饰自我的面具、投机逐利的敲门砖，或是流于表面的文化装饰。正因如此，我们才陷入这样一种文化困境：出版物数量空前膨胀，而真正值得驻足、耐人品读的文本却日益稀薄——文字的泛滥，并未带来思想的丰饶，反而映照出精神深处的贫瘠与浮躁。

既然不能说凡是付梓的东西都是经典之作，那么，有一些书籍里面自有不少内容言之不凿而误人子弟。这就需要读书者有一个正确选择。

五

读好书，要带着自己的头脑读书。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所指的书是指《书经》，推而广之，就是要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

读书自学，不能把自己的大脑当成消极被动地吸收贮存他人知识或现成结论的容器，而应当善于发现问题，不断提出问题，并运用大脑进行独立的分析、综合、比较与判断。只有经过大脑的“咀嚼”与“消化”，才能对书本知识达到真正的理解和运用。明代学者陈献章说：“学贵置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之门的钥匙都毫无疑问地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毛泽东也曾说过：“读书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其他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些话都很有哲理。

读书自学，切忌轻信盲从，而应当随时考虑：书上的结论是否正确？它的证据是否可靠、充分？推导论证过程是否严谨、缜密？抑或用另外的方法加以证明？此一结论与彼一结论之间有无联系？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正是不迷信师长和古人，不迷信书本上的现成公式、定理和结论，大胆质疑，科学释疑，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优异研究成果。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由于敢字当头，不拘成见，反复实验，才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新观点，打破了人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宇称守恒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的一大发现。

实践证明，被他人涉足过的领域，并非再无探究之处，即使被前人研究过、下过结论的课题，也会有许多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化和创新。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言善。

脚步到不了的地方，读书可以。这并非虚言，而是文明跨越时空、个体突破局限的朴素真理。书籍作为人类智慧最恒久的载体，无声地消弭时空阻隔，将最辉煌的文明、最深邃的思想凝聚于方寸之间，铺就一条通往无限可能的精神之路。它既扩展我们经验的边界，引领我们神交千古、心游万仞，更夯实我们立足与前行之基——通过知识的累积、思维的磨砺与境界的提升，塑造更丰盈、更睿智、更强大的自我。在知识驱动发展的时代，国民的阅读深度与广度，深刻定义着个人的潜力与民族的未来。当阅读内化为呼吸般的习惯，当书香弥漫于社会肌理，我们所收获的，将不仅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个体光华，更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力奔涌、文明传承不息的深厚底蕴与不竭动力。让我们都将阅读视为对生命维度的一场深情扩展与勇敢探索，在无垠书海中汲取力量，让有限的脚步，借由书籍，迈向无限辽远的精神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