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先

提起苏东坡，你会想到什么？

想起他的诗、他的词？

想起他的书法、他的文人画？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耀眼光芒足以让世人为之惊叹，写诗、填词、文章、书法、绘画，无一不精。然而，苏东坡能得到后人由衷的敬仰与爱戴，却不仅仅因为他在艺术创作上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苏东坡至今仍在温暖着我们，在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一颗忧民之心。虽然苏东坡的仕途之路颇为坎坷，然而，不管命运如何，苏东坡却始终不改其忧国忧民之心。苏东坡一生曾辗转多地为官，不管在何处，民生问题始终是苏东坡关注的热点与焦点。这种感觉，我在新读了苏东坡的《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后尤为强烈。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写于苏东坡初出茅庐任职凤翔期间。中国古代有一种禁榷制度，即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的制度。北宋嘉祐六年（1061），初出茅庐的苏东坡任职凤翔时，正值西夏元昊变乱之后，凤翔府一带连年战火，百业凋敝。凤翔以酒闻名，但当时朝廷实行酿酒专管专卖，对酒曲的管理更是严格。苏东坡在遍访缘由后，认为官方卖曲有两个弊端：官失其利，民亦不便，抑制了酒业的发展。他在嘉祐七年上书朝廷，提出“官榷与民”的主张：取消曲禁，官酿私酿并存，将卖曲改为收税。他充分阐述了“官榷与民”的理由：“从轼之说，而尽于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苛，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朝廷准允实施，凤翔酒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并蓬勃发展，酒税成了当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苏东坡与西凤酒，可谓是相辅相成。西凤酒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西凤酒。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苏东坡不曾任职凤翔，不曾以妙笔除弊端兴酒业，西凤酒还会三千年无断代传承吗？

民生问题历来就是一块试金石。对于民生问题，苏东坡从来不马虎。《上韩魏公论场务书》是一例，二十几年后在登州的《乞罢登莱榷盐状》又是一例。

在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被重新启用的苏东坡，于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今蓬莱），“知登州军州事”。五天之后，十月二十日，苏东坡接到朝廷新的诏令，他在登州的任期只有短短五日。

苏东坡在登州的任期虽短，然而在他从登州离开之后，当地人却在蓬莱阁上建起一座“苏公祠”以兹纪念，祠中供有苏东坡的画像，镌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民间还广泛流传着一句话——“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苏公千百年来的最大魅力，远远不是他的诗文。人们为他建祠，是因为他的一道奏折，关乎国计民生的一道奏折。

中国古代历来是食盐官卖。在宋代，朝廷在全国推行官榷食盐制度，而且法度颇为严厉。《宋会要辑稿·食货志》中载，“私炼者，三斤死，擅货官盐入禁法地分者，十斤死”。但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不仅没有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时登州沿海一带地瘠民贫，商贾不至，灶户以煮盐为生，百姓赖灶户食盐。但照当时的榷盐政策，灶户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家，百姓只能向官家买盐，而官家收进盐价很低，卖出盐价又太高，结果灶户纷纷破产逃亡，百姓根本吃不起盐。

苏东坡于是上了一道《乞罢登莱榷盐状》。这道奏折，是在他回京任新职的途中完成的。

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苏东坡对当时在登州一带推行的榷盐政策的弊端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样下去，百姓将受其三害，官家也将无一毫之利。建议罢登莱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其税，恢复食盐的自由贸易。朝廷批准了苏东坡的建议。于是登州准许老百姓自由买卖盐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末年，惠及万千子民。无怪乎当地百姓要为此在蓬莱阁修建苏公祠。清代《盐政碑记》中记载：“有宋时，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士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

“官榷与民”“乞罢榷盐”，苏东坡两度妙手著文废除弊政，一个允许民间自由酿酒，一个准许老百姓自由买卖盐，都是民生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情怀。苏东坡的诗词固然是人间华章，但在我看来，那只是锦上之花，而《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乞罢登莱榷盐状》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解民于倒悬的人文情怀才是雪中之炭，是最温暖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