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俊

乡下老家最温暖的光，是从一盏煤油灯里漫出来的。

煤油灯，老家人习惯叫火油灯。早年夜晚没有电灯和路灯，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火油灯，灯放在桌上，灯芯很粗，点燃后冒着浓浓的烟，直呛嗓子。瓶口用铁丝铰成一个圈做成挂钩，方便挂在门框、灯挂上。灯挂，乡下叫“懒老婆”。火油是村里按月按户凭票配给的，非常金贵。

火油灯也可用柴油、香油。柴油价格便宜，点燃时味大烟浓，空中飘有一缕缕黑丝，乡下人不习惯用。火油相对贵一点，但是耐用。柴油或者火油用完时，偶尔也会用香油接济一回。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会在厅堂的香案上点上一根蜡烛。多数人家则要等到逢年过节，才舍得在供桌上点大蜡烛。

灯芯草是一种草本植物，据说河边和池塘都有生长。那时，有走街串巷的货郎上门推销这种东西，顺便收购各家各户的鸡毛鸭毛什么的。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们吆喝着：鸡毛换灯草啰！

我家火油灯是父亲用一个比墨水瓶大一点的玻璃瓶自制的，长灯芯穿入一片铁皮剪成的长条圆筒中，套入圆铁皮片后叠放在瓶盖上。这铁皮是用来保护瓶盖的，以防过热烧坏。待灯捻浸满了油，划一根火柴点燃，如豆的火苗便照亮三间草屋。

当年的乡下，家家户户炕上都有一个粗糙的木制“懒老婆”。深褐色，油渍渍的“懒老婆”有二尺来高，下部底盘正方十分粗沉，中间向上立一扁柱，顶部两侧钉上铁钉，方便挂油灯。坊间俗话：“懒老婆，二尺高，不干活，炕上猫，屁股大，头顶轻，一排钉钉挂油灯……”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会坐在土炕上，“懒老婆”摆在中间。在昏暗的火油灯下，我借着微弱的桔黄光阅读连环画册，有时候也会在哥哥的帮助下看课本学习识字，或是写作业；母亲在灯下纺线或者是织布，有时候也会为我们拆洗缝补衣物；父亲则在一旁抽着烟，思谋着生产队的农活与一家人的生计。

煤油当时叫火油，是紧缺货，要凭票按人头分配。打火油要到公社里的供销社，或去更远的大商店去买。卖火油的供销社由一个老人经营。我排队踮起脚尖，递过去几个硬币，老人就从屋门一口大黑瓷缸里，用提子舀出一提火油，倒进我的油瓶里。多出的硬币，可以买到一块青果糖，不舍得马上吃掉，先咬一半，含在嘴里，另一半仍包在糖纸里。那份带着火油味的香甜，后来再没有吃过。

人们为了节约，一家人只点一盏火油灯。灯光如豆，灰蒙蒙的，娘做针线活，总得凑到灯跟前才能看清针脚。有时穿针引线，娘就让我穿，说小孩子眼尖。有时娘自己穿，眯着眼，不小心就烧焦了头发。

娘最多的时间是坐在床头纳鞋底，针钝了，她便把针尖在头发里划两下，又接着纳。火油灯的火焰会轻轻地跳，娘的影子也跟着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在土墙上演着皮影戏。

娘有一双巧手，做的绣花鞋无人能比，鞋面上绣有各种各样的花，栩栩如生。有时，娘边忙碌边在灯下给我们讲故事，我们围着娘，灯也围着娘，什么西游记孙悟空打妖怪，王宝钏寒窑十八年，那是最温暖最幸福的时刻。

我上初中时，在谭格庄供销社上班的外公托人买来一对罩灯——圆圆的玻璃灯罩能挡风，铁皮灯座上有个小旋钮，转一转就能调节灯芯长短。娘总说，那时候火油金贵，得凭票买，每次添油都要把瓶子举得高高的，让油顺着灯口慢慢流，生怕洒出一滴。

1986年底，我村终于通了电。第一次用上白炽灯时，整个屋子亮得晃眼，娘站在灯底下，伸手摸了摸灯泡，又回头看了看桌上的火油灯，笑着说：“以后再也不用省火油了。”她把火油灯仔仔细细擦干净，放在了厢屋的木架上，从那以后再也没点亮过。

如今每次回老家，我还会去擦一擦那盏火油灯。它静静地摆在木架上，已不只是一盏灯，它是我童年的太阳，让小小的屋子永不会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