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文

胶东的风，带着海的咸涩，吹过老屋的土坯墙，一如父亲粗糙的手掌，抚过我半生的记忆。

那五间老屋，是我生命的襁褓，是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起熬日子的窝。小时候家里穷，灶膛的火似乎不曾熄灭，可锅里煮的，永远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地瓜汤。我们姐弟六个，像六棵挤在田埂上的小苗，是父母用自己的骨血，把我们一寸寸托向阳光。

老辈常说：地瓜饼子、咸菜梗子，不吃就挺着。穷日子里，哪有什么挑挑拣拣，能啃上一块带着焦壳的地瓜饼子，就一根咸得发苦的咸菜梗子，就算是顶好的饭食。母亲守着锅台，一辈子喝的是清汤寡水，饼子从来轮不到她沾边；父亲下田出力，能分到半块玉米饼子，他常常省下来，掰成六小块，塞给我们姐弟。

有一个镜头，我至今想起仍心酸得止不住流泪，这辈子、下辈子都忘不掉——

漆黑漆黑的夜里，推粪要推到深夜。只有一丝微弱的月光，照着上山的小路。父亲推着沉重的粪车，两边筐子装得满满当当，压得他腰都快折了。前面是我哥、我姐，脖子上勒着绳子，身子拼命往前倾，一步一挪，一步一颤，像苦力、像骡马一样，在昏暗的月光下苦苦挣扎。

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梁上焊着铁架，能驮起二三百斤的甜瓜，也能驮起我整个童年。三十里的土路，坑洼不平，父亲一个人用尽全身力气，一步一步，推上足有二三里的葛沟大陡坡。他紧紧弓着背，汗水浸透的粗布褂子贴在背上，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

到了县城的白洋河集市，他把瓜筐往地上一放，就成了一个不太会吆喝的商贩。遇着雨天，集市散了，卖不了的瓜果，他就挨家挨户敲门推销。我坐在车梁上，看他赔着笑，看人家摆手关门，看他把瓜往怀里轻抱，像护着一家八口活下去的指望。

散集后买的那个猪肉包子，他从不舍得咬一口，只是看我吃得满嘴流油，便眼睛弯成了月牙，皱纹里盛着笑意。那包子的香，是我后来走遍天下，再也寻不到的味道。

父亲的手，白天在生产队的田里刨食，在荒坡上推粪、刨地，泥土嵌进指甲缝。他的手掌，老茧如石头般坚硬，老茧之外，是密密麻麻的裂口，像老屋墙根下皲裂的土。

父亲爱开荒，他用这双粗糙的手，将村外的荒坡一镐一镐刨成了良田。杏子大的小石头，被捡得干干净净，堆成垛，垒到地堰上。地里的土，被筛得细细的，连草根都不肯放过。田埂修得笔直，像他做人的规矩。他总说，地是有良心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实诚。

在六个孩子里，父亲最疼的，就是我。他总爱轻轻唤我的乳名：华勇，华勇……逢人便笑着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俺华勇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可惜那时我小，听不懂父亲话里的期盼。

当我开始做生意时，父亲也渐渐老了，于是我每个礼拜都往老屋跑。父亲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一口小咸鱼。我每次回去，都买上几条小咸鱼，打上一壶酒。一到晚上，爷俩就坐在老屋里，从傍晚六点，一喝就能喝到深夜。父亲跟我絮叨最多的，是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买卖，一遍又一遍传授他卖菜的技巧。

听说在那个飘雪的冬日，父亲是吃了最后一点小咸鱼，抿了最后一口老白干才上路的。他推着那辆老自行车，走进了风雪里，说去赶个早集。他虽然老了，却不想给儿女添任何负担，他自食其力。那天的雪埋了父亲的脚印，也埋了他没说出口的牵挂。街坊说，他为了多挣那几毛钱，抄了近路，那路是被雪盖着的断崖。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的老父亲，他受的罪、吃的苦，是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我年纪越大，越明白父亲的伟大。他不是神，却用一副肉体凡胎，为我们姐弟六人，撑起了一整片天。我把父亲的照片洗成大大的遗像，挂在老屋的镜框里。相片里，他用那样慈祥、欣慰、高兴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如山一样厚重。

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老屋的门，我总舍不得锁。每次推开那扇门，心里又酸又甜，从前习以为常的点点滴滴，如今目之所及皆是回忆。院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屋里的每一件老物件、每一块石头，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仿佛父母从未走远，仿佛一切都还停留在昨天。

我已年过半百，在外打拼满身疲惫、心力交瘁的时候，仍会不顾一切回到老屋，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所有的累、所有的难、所有的委屈，一踏进老屋的门，便烟消云散。老屋的土炕，是这世上最硬、也最舒服的床，每次躺在炕上，仿佛总能听见爹妈还在堂屋里忙活。往土炕上一躺，身子贴着熟悉的温度，闻着烟火与泥土的气息，那种踏实、那种安稳、那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舒服，是任何豪华大床都比不了的。

每次回老屋，我都把父亲的遗像擦得锃亮，再摆上包子，摆上小咸鱼，摆上老白干，还有一块地瓜饼子、一碟咸菜梗子。就像从前的日子一样，他似乎就在眼前，在等着我喊一声“爹”。

很多人找上门，三番五次想买我的老屋，都被我婉言谢绝。对我来说，这老屋是千金不换的，它是我的根、我的魂，是我一辈子要守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