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远

在牟平，一代代传下来的生活习俗，不是死板的规矩，而是顺应天地的智慧、为人处世的哲学，更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根脉。这些老规矩，藏着敬天地、守本分、祈平安的念想，陪着牟平人走过一代又一代。

种地的老讲究

老牟平十户有九户是庄稼人，土地就是命根子，老辈农人种地，从不敢违天时，每一步都有讲究。他们不看书本看节气，惊蛰开耕、谷雨撒种、芒种收麦、小雪备粮，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丁不可挪，半点不马虎，这都是千百年攒下来的老经验。

除了守节气，老牟平人还会“看天吃饭”，观云色、辨风向、察鸟兽，把大自然的节律摸得透透的。“春争日，夏争时”“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适宜”，一句句顺口的农谚，既是气象总结，更是实打实的生存智慧。

牟平人把对土地的敬畏，藏在每一个小仪式里。每年春耕前，村人们会在土地庙前摆上供品、焚香祈福，求土地神保佑一年五谷丰登，这是“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的具象化。开犁时，村里长者主持仪式，犁具系上红布，盼着风调雨顺；新粮下来，更有“尝新节”的礼义，先做些吃食供奉祖先。这一个个的仪式既藏着对天地的敬畏，也衍生出如今的春节社火、秧歌、舞龙耍狮等热闹民俗。

农忙时，牟平农村还有“帮工换工”的老传统，不分你我、不计报酬，只记一份人情。麦收时节，几户人家搭伙收麦、轮流帮忙，晚上主人家备上热饭热菜，乡邻们边吃边聊，既缓解了劳作的累，又拉近了情谊，这份互助的暖，一代代传了下来。

打鱼的老法子

老牟平有近百公里的海岸线，以前滨海的村庄，既种庄稼又出海捕鱼，“耕海牧田”成了常态，也形成了渔农相融的特色习俗。

渔业和种田一样，遵守着自然节律，分春汛和秋汛。从惊蛰至夏至为春汛，夏至以后为秋汛。其中从惊蛰至谷雨为“小海市”；从谷雨至夏至为“大海市”。“大海市”作为捕捞的黄金季节，各种渔捕作业全面铺开。渔民们守着蔚蓝的大海，就像农民守着麦田，盼着丰收。

在这种渔农交融的背景下，连造船工艺也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在牟平，造船不叫“造”，而唤作“排”或“铺”。这一独特的称谓，源于当地的造船技艺：因船板皆经预制，待“龙骨”与“脚梁”稳固架设后，工匠只需将一条条木板依序铺陈排布，船体便初具雏形。这种如铺砖砌瓦般的构建方式，直观而质朴，故得名“排船”或“铺船”。

新船“排”好后，船主照例要设宴庆贺，并赋予新船一个极具乡土气息的名字。民国时期，滨海的蛤堆后村曾同时“排”过四条船，其船名却令人忍俊不禁：“洋火匣”“二驴”“白啖”（发dǎi音，意为白吃）“一斤面”。这些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号，如同旧时农家给孩子取名“狗剩”“铁蛋”，意在向不可抗拒的神灵示弱：自家的船低贱、不值钱，尽是些破烂货，不值得夺去或收去。通过这种自我矮化与贬损，在心理上构筑起一道防线，以此换取出海作业的平安顺遂。

新船落成，挂红布、鸣鞭炮之后，便是隆重的下水仪式。有趣的是，牟平人将此环节称为“下河”，而非“下海”。将变幻莫测、凶险难测的“海”唤作温顺平缓的“河”，意在从心理上淡化对海洋的恐惧，祈求行程如行河般平稳安宁。与此同时，渔船首次出海前，船主必率众前往海边的海神庙，向“海神娘娘”进香烧纸，虔诚祈愿，将全家老小的生计与平安，托付给这位海上守护神。

一旦行船海上，渔民们更有一套必不可少的行规，字字句句皆是对风浪的敬畏。启航称“出海”，返航称“收港”或“收山”；离岸远行叫“往高走”，寓意步步高升；靠近岸边叫“往矮奔”，意指踏实归家；抛锚定船则喊一声“给锚了”，宣告归途安稳。帆被唤作“篷”，起帆称“升篷”或“长篷”；遇大风落帆称“颠篷”，似有将风险颠簸甩掉之意；拔除桅杆叫“免桅”，取“免除灾祸”之意；船只停泊妥当，则亲切地称为“船站好了”，仿佛船也如劳作归来的农人，有了温暖的归宿。这一连串巧妙的谐音与借代，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渔民将避险求安的心理，小心翼翼地藏进了每一个日常的字眼里，化作海上最朴素的护身符。

除了语言上的讲究，船上的行为规范更是严苛。渔民在船上严禁坐卧船头与船柱，不准蹦跳，以免惊扰神灵或破坏平衡。妇女严禁登船，更不得跨越橹、舵、网具等关键器具，迷信观点认为妇女“阴气”重，一旦违禁，需点燃谷草以烟火驱除晦气。

在日常的饮食起居中也要处处留心：筷子不可横搁碗口，形似搁浅；吃鱼忌言“翻”字，需说“划”或“转”；煮饺子不说“捞”而说“盛”，若饺子皮破了则吉称为“挣”了；炊具碗盆切忌倒扣，以免象征船只倾覆。修船不称“修”而叫“捻”，且在中心线上严禁打钉上锔，以防伤了船的“元气”；“翻”“扣”等字眼更是绝对的禁忌。

凡此种种，虽多源自旧时阴阳五行之说，但在波诡云谲的大海之上，它们实则化作了一套凝聚人心、规范行为的秩序。

经商的老门道

随着商埠的兴起，牟平部分地区逐渐积淀出深厚的商业传统。商号开业，讲究“择吉而动”。经商会注册后，店主需精心择定吉日。正式开张前，往往有一段“试营业”期，此时不纳官税，但需在商号外高悬“先行营业，择日开张”的横幅，这既是对市场的试探，也是对邻里的一种告知。

待到良辰吉日，再在门头悬挂黑底金字号匾。匾上披红挂彩，匾下两侧的门廊边贴着“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对联，在鞭炮声中宣告正式迎客。

这份对仪式感的追求，渗透进了日常经营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店员须时刻站立侍候，严禁坐姿慵懒或做与营业无关之事；双手不得叉腰倚门，更不可坐于门槛之上——门槛被视为商号的“脸面”与“关口”，坐之既失礼数，又有“阻断财路”之嫌。就连扫地也有讲究：必须由四周向中间清扫，寓意“聚财拢气”，绝不可将灰尘垃圾直接扫出门外，以免被视为“扫财出门”。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实则是商家专业素养的外化，旨在营造一种井然有序、宾至如归的商业氛围。

日复一日的谨小慎微，终是为了换取岁末年终的圆满收官。大年三十，当街市的喧嚣渐歇，商号内却迎来了一年中最隆重也最温情的时刻。账先生（会计）完成“煞账”（结账）后，需用红纸封存账本与毛笔，账桌亦盖上红毯，象征着封住一年的财气，静待来年重启。午夜子时，掌柜与账先生之间会进行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吉庆对话”。掌柜步入账房问道：“今年发财多少？”账先生必答：“招财童子来货一万元，利事家官来货一万元。”此时，两名学徒则在一旁狂摇算盘，高声呼喊：“算盘一响，黄金万两！”待算盘声停，再呼：“算盘一住，大吉大利！”这一连串吉祥话与清脆的算盘声交织，不仅驱散了除夕的寂寥，更在心理上将一年的辛劳化作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然而，在这温情脉脉的祈福背后，亦藏着残酷而现实的生存法则。除夕的欢声笑语尚未散尽，正月十五的“解聘日”便悄然而至。这不仅是元宵佳节，更是店员去留的“生死线”。凡回家过年的店员，若在正月初十之前未接到解聘信，方可于节后返柜上班；反之，则意味着被“炒鱿鱼”，需另谋出路。这一习俗倒逼店员在一年中必须兢兢业业、诚信待人，以实绩赢得掌柜的信任。

盖房的老说法

老牟平的传统建房习俗，融合了风水讲究与生活智慧，寄托着人们对“安居乐业”最朴素的向往。

房屋的选址定向，首重“顺势”与“纳吉”。除庙宇外，民居绝不可取正南正北之向，而需略偏东南。这一规矩既契合胶东半岛的地理气候，确保居室冬暖夏凉、采光通风；又暗合道家“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大门的开设更是慎之又慎：若有二道院，大门不可开在中轴线上，须偏左（东）而立，以避“冲煞”之险；门向严禁朝西，因西方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鬼门”，极不吉利；同时，大门亦忌直冲大道、水井或邻家山墙。若受地形所限无法避开，便需在冲要处立石镇宅，勒刻“泰山石敢当”或“吉星高照”，以此作为心理与空间的双重屏障，化解潜在的危机感。

在院落布局与建筑细节上，规矩同样细致入微。房屋开间讲究“中堂为大，东大西小”；院内厕所多建在西面，而牲口棚则置于东面。就连瓦房屋面的铺设也大有文章：通常采用上下两层瓦，且要求“上瓦单行，底瓦双行”。若反之，则被称为“滴中”，被视为破财之兆。这些看似繁琐的讲究，实则是将生活的秩序感与对财富的渴望，融入了每一片砖瓦的排列之中。

建房过程中的术语与仪式，更是处处透着好彩头。砌房基称为“打台子”，寓意基业稳固；砌完最后一层基石叫“锁台子”，象征根基牢靠、滴水不漏；墙体砌齐则称“平口”，预示日子平顺无波。最为隆重的莫过于“上梁”“上檩”。此时，梁、柱等关键构件上必贴“上梁大吉”的红纸条。工匠会在大梁中间用红线串起铜钱并悬挂红布，两侧再绑上新的红色筷子两双，谓之“挂彩子”。铜钱喻“钱财”，红筷谐“快”，寓意“快快发财、衣食无忧”。这些细节，将主人对未来的殷切期盼，具象化为一件件触手可及的吉祥物，实实在在地挂在了房梁之上。

“上梁日”是建房过程中的最高潮，也是主家的大庆之日。中午时分，房主必大摆宴席酬谢工匠与邻里，以人气聚旺气。而在造屋脊的关键时刻，当扣上最后一片正中脊瓦（称为“扣中”）时，瓦下往往暗藏小块银器或其他贵重金属，寓意“金银满屋、富贵传家”。此刻，房主会向工匠发放“利事钱”。通过物质的分享与欢声笑语，换取工匠的尽心与新居的平安顺遂。

老牟平人的这些老规矩，不是束缚人的枷锁，而是老辈人在漫长岁月里，摸透自然规律、学会与人相处的智慧。敬天地、守诚信、睦邻里、爱家园，这些藏在日常生活里的讲究与坚守，是牟平人的精神根脉，无论时代怎么变，始终薪火相传、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