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伟 玉立

我在烟台过的这个年，是丙午年，也是我结婚的头一年。

婆家邀请我母亲来，两家子并在一处，倒比往年齐全。我本是担心要两头跑的——结了婚的人，仿佛天生就该担着这份心——如今这心放下了，像一件熨平的衣裳，挂在衣橱里，不必再拿出来。

婆婆的包子，是胶东的做法。白而且胖，暄腾腾的，像刚出浴的胖美人，周身冒着热气。掰开来，里头是一整个小世界：大块的五花肉、整只的虾、扇贝丁、白菜、木耳、粉条。肉是肥嫩的，虾是弹牙的，扇贝丁是鲜甜的，白菜吸饱了肉汁，变得温柔起来，木耳脆生，粉条筋道。它们在面皮的怀抱里，各自安分守己，又相得益彰。我起初觉得稀奇——一个包子罢了，何至于这样隆重？后来想，大约胶东人就是这样，有什么好的，都恨不得包进去，包成一个圆满。

公公煎马步鱼，用的是慢火。那鱼是刺少肉多的，在内陆不容易见到，简直是来报恩的鱼。他用花椒盐水腌过，晾得半干，再下锅。煎到外皮焦黄时，咬下去“咔嚓”一声，像是踩在深秋的落叶上，脆生生的。里头却是细嫩的，软滑的，花椒的麻香把鱼的鲜味勾引出来，缠缠绕绕的，分不开。

母亲带来的烧鸡，是肥城的武家烧鸡。我生在肥城，竟不曾认真吃过。那鸡皮是酱红的，油亮亮的，肉已经酥烂，却还有一股韧劲。撕下一块，咸鲜正好，连骨头都浸透了滋味，嚼着有股子香。肥城的鸡与烟台的海味摆在一处，一个内陆，一个沿海，倒像是两亲家坐在一张桌上，客客气气的，又透着亲热。

大年初一那天，婆婆用菠菜汁和仙人掌果粉，做了绿的红的饺子。下锅一煮，水里翻滚着白的绿的红的饺子，热闹得很。我拍了照，发朋友圈，写了八个字：“清清爽爽，红红火火。”清爽是绿，红火是红。清爽是做人的道理，红火是过日子的想头。两样都有，才算圆满。

大年初六去金海湾。这地方我去年来过，是订婚的饭店。一年之后再坐进那个海景包间，窗外还是那片海，浪还是那样一叠一叠地涌。菜很丰盛，印象最深的是海肠捞饭。海肠切碎了，和韭菜、鸡蛋同炒，浇在米饭上。咸鲜得有些霸道，好吃是真好吃，可是吃完了，嘴里还留着味儿，久久不散，像是什么心事放不下。我想，大约是因为要走了——下午就要回肥城，这一顿是临别的筵席。临别的东西，总是格外有滋味。 婆婆手巧，会做衣裳。年前给我做了马甲、毛衫、帽子、裙子、裤子，连浴帽都有。她让我试穿，自己退后两步端详，那眼神，像画家看自己的画，像作家看自己的文章——不是看人，是看一件作品，一件亲手完成的作品。我回单位，逢人就显摆。同事都说我好福气。我想，福气这东西，也是一种缘分，碰上了，就是碰上了。

冬天看海，另有一种冷清的好。大年初一早上，阳光很好，照在海面上，亮闪闪的，像碎银子。海水是蓝的，蓝得有些不近人情，太干净了，太纯粹了，反倒让人觉得不真实。浪是白的，一浪追着一浪，叠成千万层，前赴后继的，不知疲倦。海鸥是西伯利亚来的客，只在冬天出现。它们浮在海面上，像撒在蓝绸子上的黑白珠子；站在沙滩上，歪着头看人；盘旋在空中，等着偶尔的投喂。母亲站在海边，看了很久，说：“海真大。”我说：“是啊，真大。”

海真大，人真小。可是小的我们，在这大的海面前，倒也并不觉得渺小，只觉得安静。

朝阳街和所城里，是两种不同的热闹。

朝阳街是老商埠，如今改成了时髦的去处。有文创店，有书店，有精致的吃食。克利顿饭店门口，立着一大捧玫瑰，铁的，巨大的，一人多高。孙中山先生曾下榻于此，如今那里只有玫瑰，一年四季开着，铁的玫瑰，不会凋谢。广兴果园的店里，卖着苹果醋、苹果干、苹果文创，诉说着烟台苹果的故事。老牌子，新样子，倒也和谐——老的东西，总要穿件新衣裳，才能活下去。

所城里是明清的卫所，刚修葺过，全域开放。巷子里有各种老手艺，如螳螂拳、胶东彩塑、烟台剪纸、烟台绒绣、胶东花饽饽、烟台烙画。青砖黛瓦间，这些老东西散落着，等着人来看，来学，来买。一个院子里，有人在教螳螂拳，几个孩子跟着比划，有模有样的。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张恨水的小说里写的那些练武的人，一招一式，都是有来历的。

牟氏庄园更大些。大年初二去看了大地主的家。墙上刻着“克勤克俭，曰读曰耕”的字。牟家兴盛七代，靠的就是这八个字。坐拥万顷良田，还要读书，还要勤俭。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是不大讲究这些了。可是我认为，浮华炫耀的东西，总是不长久的。能够传下去的，还得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道理。

这个年，就这么过去了。

婆婆的包子、公公的鱼、母亲的烧鸡、海边的浪、所城里的老手艺、金海湾的海肠捞饭……这些东西，在记忆里搁着，随时可以拿出来，再嚼一嚼，还有滋味。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比什么都好。

丙午年的春天，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