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远

倘若退回三四十年前，你若随意走进一户胶东农村的人家，不经意间便会发现：堂屋中那个古铜色一米多高两扇门三斗屉的壁橱上方，总挂着几幅或大或小的相框。这是家家户户的标配和生活里缺不得的物件。

框中嵌着的照片，宛如被时光揉皱又小心展平的信笺——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泛黄的黑白影像，到六七十年代人工着色的水彩肖像，再到八十年代以后色彩浓烈、光影饱满的彩色照片，长长短短，方方正正，默默堆砌起一个家庭的记忆、变迁与荣光。

照片里的人物，就是一本摊开的族谱。有祖辈穿长衫的黑白影像，眉眼间凝着旧时代的风霜，照片边缘已脆如枯叶，却仍能看出端坐时的郑重；有父辈年轻时的模样，穿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眼神清澈；更多的是小字辈们的笑，彩色照片里的红棉袄、绿军装、牛仔裤、学士服等，把时光拉得丰富多彩、鲜活明亮。这些照片从不是简单的影像，它们是母亲纳鞋底时念叨的往事，是父亲酒后讲的奋斗故事，是维系一个家庭的根与魂……

最先撞进眼里的，是占据在相框中间的全家福。它就像一页时光的存根。相框里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辈分长的坐在太师椅上，怀里搂着最小的娃；年轻的挤在后排，肩膀挨着肩膀。拍照片的日子多半是好日子，或是春节，或是老人寿辰。那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就像一朵朵芬芳四溢的鲜花，永不凋谢。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家福里，人人胸前别着小红花，背景是手绘的红旗；七十年代的照片里，孩子们穿着或大或小的衣服，却把红领巾系得笔挺；九十年代的相框里，有人举着大哥大，有人穿着西装，身后是新盖的砖瓦房。每一张全家福都是一次时光的打结，把散落各地的牵挂系成一团。长辈们看着照片里绕膝的子孙，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蜜——那些起早贪黑的劳作，那些油灯下的缝补，都在这一帧团圆里得到了百倍千倍的补偿。

相框的大半天地，属于家里的年轻人。他们是照片里最鲜亮的色彩：穿军装的小伙子站在营房前，军帽檐压得很低，嘴角却藏不住得意；戴眼镜的姑娘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背景是县城照相馆的假布景，却笑得比布景里的花还艳；还有穿工装的、戴安全帽的，哪怕只是在镇上工厂当学徒，照片里也透着一股子“有出息”的劲儿。这些照片被仔细地摆在相框前排，玻璃擦得锃亮。

上世纪七十年代，谁家要是有张孩子穿军装的照片，能在村里炫耀半载；八十年代，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照片比年画还金贵。孩子们寄回照片的日子，是家里的节日，往相框里塞时，会特意腾出最显眼的位置，孩子他爹在村口抽烟时，会有意无意跟邻居提一句：“俺家小子在烟台厂里当技术员了，照片刚寄回来。”这话里的骄傲，比烟袋锅里的火星还旺。

相框里偶尔会躺着些“大家伙”——那些又长又宽的合影，像一群照片里的巨人，占着不小的地方。有小学毕业照，前排坐的老师梳着齐耳短发，后排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却把胸脯挺得老高；有工厂里的师徒合影，师傅叉着腰，徒弟们站成一排，背景是轰鸣的机床；还有部队的战友照，人人穿着厚厚的棉袄，军帽上的红星在黑白照片里也透着光。

最让人心里发暖的，是相框里的红与白。红的是新娘的盖头，白的是婚纱的裙裾，新郎穿着笔挺的西装，哪怕是租来的，也熨得没有一丝褶皱。照片里的新人多半有些拘谨，新娘的手被新郎攥得紧紧的，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旁边往往挨着一张婴儿照：皱巴巴的小脸，攥着拳头的小手，裹在红布里，像个刚出土的红瓤地瓜，憨得让人心头发软。这两张照片是家里的“喜帖”，藏着一个家的新开始。

每年腊月扫尘，擦相框是件大事。母亲会踩着板凳，用软布轻轻擦去玻璃上的灰，就像给孩子擦脸一样。擦完了，还要把照片重新排列组合：新添的孙子满月照，得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那张有点褪色的全家福，被挪到中间，挨着新照片，像老人牵着孩子的手。有些老照片边角卷了，会用胶水小心地粘好，添添换换、排列之间，相框里的人越来越多，日子也像相框里的照片，一点点丰满起来。

这方寸之间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它只是换了个地方，住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成了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念想。